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特徵

文森

　　一.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就是一種固定的生活模式。
　　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始終是以儒家思想為主流，表面上體現的是一種寬容博大的胸懷，反對霸道，容納百川，求同存異，主張大同；而內在是以文治為主，以王道為表現，以霸道為手段，達到追求“平和完美”的社會效益。其核心就是內法外儒，其主張是先聖後王（實際上都是先王而後聖，其實這些主張都是針對中國人心理素質上的缺點，提出來的修正民族劣根性的方法，所以屈原最早意識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見《楚辭.漁夫》）並在《離騷》中發出感慨：“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中國千百年來的內法外儒文化的實質就是改變中華民族的劣根性。

　　1. 中國文化的本質是維護人的尊嚴，注重人的氣節，提倡向善的行為
　　中國文化以“天、地、君、親、師”為核心，強調天、地、人三才之間相輔相生的關係，人的精神可以上通天而下達於地，頂天立地於宇宙之間，由此從對待“君、親、師”的態度上，體現中國文化的精神，體現中國人在這種文化薰陶下的內心修養與外在行為。人存在於天地間，這就首先要維護人的生存尊嚴，“食、色、性”是一切動物包括人的本能，但人與動物既有共性，也有著根本的區別，正如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這就是說人性中有仁義之本質，一個普通人必須自覺異於動物，才能是真正的人，一個君子首先要自覺異於他人，才能有真我存在的價值，自古聖哲無時不刻都在思考如何自覺維護人的基本尊嚴。朱熹說：“性即理，未有不善者也。”君子與庶民之本性存在不同，君子在於自覺地發揮知善與行善的能力。
　　如何區別於人與禽獸，如何維護人的尊嚴，孟子進一步提出人之四端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仁”就是普遍的知善行善之心，是對自己內心的完美追求，以仁愛之心，愛天下萬物，愛護和尊重一切生命；
　　“義”是對自己人格尊嚴的審視，所以有君子不食嗟來之食之說，中國文化認為比人的生命還重要的東西是人的尊嚴與氣節，孟子說：“所欲有甚於生者”為義，氣節是義對人尊嚴維護的具體表現；
　　“禮”是自覺對他人尊嚴的維護，以平等公允之心待人接物，尊敬他人進一步形成建立在倫理道德下的社會關係──家庭與世界；
　　“智”要求自己明辨客觀事物的曲直，使自己和周圍人都能自覺遵循真理，改過向善。
　　所以，文化界指出孟子提出的四善端說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文精神的起點。人有愛 ，以致對於禽獸，都欲見其生不忍見其死，孟子從愛惜動物的生命推及到人，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攜幼的仁愛主張，這樣才能夠彌補大自然和天地間存在的不足，達到天、地、人三才合一。人有義，才能以公平正直之心對待他人，由此推及到人與人，家與家，國與國，普天之下的平等相處，甚至不惜犧牲自己，而保持個人的氣節，使生命的價值超越自然之上而存在。人有禮，才能以謙讓的態度尊敬他人，由此推及到尊敬父母，師長、聖賢豪傑，一切對人類文化有過貢獻的人，並以敬畏之心面對世界上一切古往今來的人和事。人有智，才能明辨是非，才能對自己的缺點與錯誤進行反省，懺悔。可使大家都能追求真理，推動世界文化向前發展。孟子的人之四善端說，其實就是普世價值的人道主義精神，當然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向善。

　　2. 中國文化核心是建立在“辭讓”基礎上的倫理道德──禮儀
　　中國文化倫理道德的核心是建立在辭讓基礎上的“五倫”──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關係。
　　其中父子兄弟兩倫是血緣關係，自孔門弟子起，即以孝悌為仁之本，如《論語.學而》裏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指出具有血緣關係的一家人相處之道：“父子有親，長幼有序。”
　　夫婦一倫是非血緣關係，對於男性要求：愛而不戀，敬而不亂，承認對方獨立的人格。對於女性則要求對自己的貞節與行為無時不刻的自我保護，具有保持一個家族血統正常延續的義務。夫婦關係是由一個家族橫向貫穿另一個家族的紐帶，進而是組織社會形成枝節盤結的關係網，是走向社會的開始，所以《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由此形成中國文化特有的宗祠文化。
　　君臣一倫是一個人處於社會政治與經濟生活中，尋求發展，實現抱負，體現個人尊嚴的舞臺，對今天的社會而言就是上下級相處之道，孔子曾提出：“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朋友一倫，是五倫中最重要的一種社會關係，父子兄弟是生而有之，出於天意，是無可選擇的血緣關係；夫婦是此生修來的情慾加敬愛，甚至存在利益關係；君臣是人生活在經濟環境中不可避免的必然遇到的上下級關係，夫婦、君臣是一半出於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一半是出於被判斷和選擇。只有朋友關係是出於自己主動自覺的選擇。真正的朋友可以是純粹精神上，人格上互相勉勵，互相支持的人，建立在師生關係上的朋友，更可以成為學術文化上的傳承關係，朋友之道在於求同存異，和而不同。
　　父子兄弟血緣關係代表天；夫婦非血緣關係代表地；君臣上下級關係，是為君為官為民之道，這三種建立在“謙讓”基礎上的關係體現在“親、愛、仁”上，並且是借助血緣以及利益關係向社會人際關係的延伸，從而形成的社會組織；朋友一倫的核心是“師”，以“師”為核心建立血緣與利益關係之外的社會聯繫而形成一個互相支持的網絡。這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天、地、君、親、師”之間的關係，為了進一步穩定五論的關係，從而使社會安定，儒家提出個人修養的道德標準：“忠孝信悌，禮義廉恥”。對這八方面道德的要求告訴我們如何使一個普通人成為一個高尚的有作為的君子，但從什麼途徑能夠達到做君子的要求，成為一個造福於天下的人呢？這不僅要在四善端基礎上加上一個“信”字，還要遵循《大學》所主張的修身方法：“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所謂格物就是對“仁義禮智信”的認識。從仁義禮智信出發，以信誠為起點，每日三省吾身，由正心修身齊家開始，逐漸向治國平天下，教育天下方向發展，最後使生命超越自然而永存，這就是儒家文化為每個人指出的上下求索“先聖而後王”為後世“立言、立德、立功”自修之道路。

　　3. 中國文化中的和平精神──中庸之道與修身平天下
　　一個人要想做出驚人成績，彰顯世界，必須明白“和而不同”之道，才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實現自己的抱負，在儒家“辭讓”基礎上建立的：“求同存異”、“和而不同”是成功之道。在這個過程裏體現了一個“和”字，這也是中國文化在“辭讓”基礎上進而強調的核心意識──以誠信正心的態度觀察世界，改造世界。所以《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者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全世界所有宗教文化，都具有排他性，只有儒家文化具備兼容性，這是因為儒家堅信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儒家更認為和平精神可使“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這就是《中庸》提出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主張。歷史上即使漢武帝罷黜百家，也只是不讓諸子百家立官學，百家學術依然在民間流行甚至盛於官學。漢代儒家文化今學經典中不僅僅兼容了陰陽家、五行家的學說，到南北朝時代還達到了三教合一。正因如此，所以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的國家。

　　4. 中國文學藝術的精神──追求完美
　　中國的文學藝術均融化在一切社會文化生活中，如中國書法繪畫最初都是鐘鼎和日用器皿上的鏤刻。中國古代的音樂舞蹈，也是與禮儀一體，不可分割。以中國宮廷音樂為例，通常是把音樂、詩歌、舞蹈與禮儀結合在一起，分為五類，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如，唐代祭祀祖先（老子）的吉禮，由六十四人組成方陣起舞，奏附有歌詞的正宮曲子《齊天樂》，歌頌老子的功績與恩澤，達到慎終追遠，成為後世子孫楷模的目的。所以《尚書》詳細記述了中國禮、樂、語言之間完美結合的過程：“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禮謙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又說：“文采節奏，聲之飾也”。中國音樂集中體現的是禮儀，而禮儀體現的是辭讓與敬重。這種對他人的辭讓與敬重精神是通過音樂的節奏與旋律來表現的，所以中國音樂強調旋律節奏的平衡與舒緩，比如京劇的音樂和唱腔，有三個特點：一是以五度和弦體現旋律的舒展，二是節奏均衡對稱，都是一板一眼或者一板三眼，沒有西方歌曲中的3/4節奏，三是表現字與字之間的音色柔美──水磨腔。再以中國的醫學為例，醫生治病力求保持人的形體組織的完整，所以中醫治病，不採用外科手術的方法，這不僅僅是出於中國人思想中身體髮膚源於父母，不可割捨的孝道觀念，更重要的是中國人在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禮儀觀念──對他人形體的尊重，對自己醫術完美的追求。中國的詩歌、音樂、醫術、繪畫、建築等都是與生活現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所以中國沒有希臘式的悲劇與史詩，來表現缺憾美和具備深刻反省性的文學，而只有大團圓式的戲劇和表現弱德之美的詩詞與散文（中國文人只有產生了亡國意識後才出現了心懷天下表現“重、大、拙”題材的豪放文學）。

　　5. 中國的哲學與宗教精神──入世思想
　　中國文化中儒道墨法刑諸子百家，嚴格說都不是宗教，更沒有由本土文化衍生出來的，在社會上佔重要地位的僧侶階級，所以我們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固定宗教信仰的國家，但是儒家文化中依然存在依時定期祭祀天地、古代聖賢、家族開創者的活動。如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民間更是處處有神靈存在，從而體現天人合德，神人合一的中國文化精神，但是這種群眾性的或者統治階層指導下的祭祀活動並不是宗教儀式，是一種民俗活動。
　　中國的哲學裏沒有西方國家側重邏輯推理式的哲學思維，更沒有運用嚴格的邏輯知識論證自然科學新發現的歷史經驗。所以中國的發明往往局限在物質數量的變化與表現上，從來沒有揭示過物質本質的量變與質變形成的規律。如中國四大發明，除火藥（是道家煉丹過程的偶然發現，正因為沒有揭示物質變化的規律，所以只對火藥產生的煙花現象給予了利用，而對量變到質變的規律沒有認識，所以真正利用火藥的性質發動戰爭的不是中國而是歐洲諸國。）外，活字印刷、指南針、造紙都沒有改變物質的物理本性，只是對物質的物理現象的發現與利用。

　　二. 中國文化的特徵
　　什麼是文化：歷來人們常常把 “文明”與“文化”這兩個概念混淆為一談，或者一起說，如錢穆說： “大體文明文化，皆指人類群體生活而言。”其實兩者之間還是有範疇上的區別的，如德國人重視文化，而英國人重視文明，文化一般多指精神層面宗教哲學、藝術文學以及科技發明發展程度；而文明多指物質層面政治經濟、法治教育的高低程度。文明文化兩詞均源於《易經.賁卦》：“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明確地指出中國文化是“以文教化”的精神。中國文化一直重視以《詩》《書》《禮》《樂》教化天下，使天下成其禮俗。以文教化可以說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總體特徵。

　　1. 以農業經濟為本位的文化──科舉
　　《管子.小匡》把中國人群分為四個等級：“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管仲說“士農工商”這四個階層的百姓，是支撐國家的柱石。《漢書.食貨志上》進一步說說：“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換句話說，下層百姓可以通過讀書，經過選拔可以成為“士”。“士”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掌管刑獄的官，是最低一層的貴族，在戰國以後一直到清代把成為統治階層的知識分子統稱為“士”，這一類人又統稱為士大夫階層。隋代以前，選拔官吏採取舉薦制，由地方官員舉薦自己治理範圍內的賢者，這些賢者多數是曾經拜於其門下的學生。這些學生也多半是底層讀書的農民或者地主階層。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但一般不選拔手工業者──工人、經營商業者。唐以後改用科舉制度，《大唐六典.卷二》明確規定：“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者以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皆不得入仕。”也就是說只有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成員，才能夠參加科舉考試而成為四民之首：“士大夫階層”，歷史上，如李白、吳文英這樣的著名文學家，就因為父輩是商人而不得經過科舉考試，進入士族階層，終生不得志。這個制度激勵了中國文化向農業經濟的傾斜，到宋代更加嚴格，規定及第者由皇帝親自面試以防作偽，並規定：“非善為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見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1），由舉薦向科舉制度的轉化，促使整個中國社會發展的主導權掌握在了有農民出身的士大夫手中，就形成了中國以農業經濟為本位的文化。

　　2. 以家族為社會本位的文化──宗祠
　　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常常體現的是家法大於國法，對於個人情懷：“忠孝信悌、禮義廉恥”的修養。往往放在家族整體的監督之下，一個人犯了錯誤首先是被家族處罰而不是國家，清代以前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國防部隊，用以抵禦強盜與外侵，一遇外侵是由一個或聯合幾個族群的民間武裝自保。一個族群都有一個慎終追遠紀念歷代祖先的祠堂，一旦遇到重大事件全族代表人物在祠堂民主討論後，由族長最後根據大家意見，決定取捨。全族代表人物一般都是讀過書的知識分子，這就形成了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以家族為本位的宗祠文化。族長一般是由全族選出的德高望重的知識份子或開明紳士。族長往往肩負著一個家族的興衰，所以如何保持一個家族輩輩有出類拔萃的人才湧現，提高整個家族的地位，是他首要的責任。為此，族長往往在全族中選拔最聰明的孩子讀書走仕途之道，其次者經營工商業，以其資財資助全族代表人物──取得仕途者活躍在政治舞台上，最差的在族內耕種，供給全族最低生活──糧食；反過來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的代表一樣肩負著提高全族的生活水平，與安渡荒年的任務（所以歷代吏治都在根治貪腐上）。
　　當一個家族面臨政權更替選擇時，往往組長分配那些讀書人支持那一方政權，以防支持錯誤，致使全族都陷於滅頂之災，這個現象在明清分際，抗日戰爭兩個時代表現得最突出。宗祠文化自始至終都是一個以家族利益為第一位的文化，而中國國家政權就是由這樣一個個家族組成的，這就為一個政權埋下了興旺與覆滅的危機。《孟子.盡心章》曾提出：“窮則獨善其身（正心修身齊家），達則兼濟天下（治國平天下）”的主張試圖避免這個弊端，但是以家族為社會本位的知識份子都認為要想培養治國的本領，必須先培養好治家的本領。無機會時先正心修身齊家，有機會入世便發揮自己治國平天下的本領，因此，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都有一個家國的情懷，當國與家的利益發生矛盾時，如何取捨，致許多人首先考慮的卻是家族利益。

　　3. 以封建為色彩的政治文化──綱常
　　為了保持社會的安定，使各個階層各安其位，最早由西漢董仲舒提出“三綱”這個概念，最後由朱熹給予完善成為“三綱五常”，從此中國封建皇權統治就形成了一套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禮儀規範：“父子有親（父慈子孝），夫婦有别（夫義婦順），君臣有義（君仁臣忠），長幼有序（兄友弟恭），朋友有信（遵守信義）”。中國士大夫階層在宋代以前是沒有亡國意識的，他們認為可以通過“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八德（忠孝信悌、禮義廉恥）”窮時（不能入仕，為天下立德、立言、立功，光耀祖宗門楣）獨處就可以“正心修身齊家”，假設每一個家庭都和睦相處後，就會家和萬事興，家庭穩固，家庭之間形成的社會也會相應穩固，這樣自然就可以使國基安寧。最高統治者與次統治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各安其位，社會就會穩步向前發展，這就是建立在三綱五常八德傳承基礎上的中國政治文化。

　　4. 以儒學為中心的思想文化──立德
　　儒家認為一個國家是由一個個個體組成的，如果每個人都在儒家思想的規範中生活，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大同世界，作為四民之末的工商階層，可以擁有財富，但永遠不能進入貴族階層而成為上層統治者，農民出身只要刻苦努力讀書，就可以進入士族階層，一旦成為士族就可以享受特權，不必納稅服徭役，並且逐漸進入統治階層，甚至可以封侯拜相，建功立業，封妻蔭子，所以儒家文化告訴每個讀書人：“書中自有黃金屋”。但是如何向書中取得黃金與美女《左傳 》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儒家要求一個讀書人首先需要立德，以誠信做人，提高內心素質，儒家一貫認為：人的素質高低決定入仕後可以立國亦可以亡國，獨善其身時也可以興業亦可以廢業。所以《大學》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一個人只要能治理好一個家庭，成為一個家族的表率，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成為一個民族的榜樣。這就是一個道德完美的聖人，這樣的人就可以著書立說，傳承文明，進而可以立功建業，封侯拜相，甚至可以以德而王天下，王天下者才能向書中攫取黃金與美女。這就是儒家思想建立在“立德”基礎上的核心主張“先聖而後王”。但實際上中國歷史的發展從劉邦到朱元璋，卻與儒家的主張背道而馳，現實都是“先王而後聖”，甚至“王而後霸”，多數是先立功具備了一定的權力後，再立德兼而立言，傳承儒家文明。

　　5. 以中庸為指導的民族文化──修身
　　中國核心文化是儒家為主流的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是追求個人品德的完美，而不允許有道德品行上有污點，所以總結“儒、道、佛”三種文化的核心主張，可以說儒家追求完美、道家追求全真，佛家追求修善。如何成為一個道德完美高尚的君子，儒家把“中庸”看成是一個人道德的最高標準，也是解决一切問题的最高智慧。宋代理學家程顥、程頤解釋“中庸”說：“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也是子思傳授給孟子的孔門心法。《中庸》說，達道為和，這個“和”就是不偏，不易取其中的意思，從音樂角度而言“和”就是“4”。“#4”處於1─1(。)的中間音程，而“4”略低於“＃4”是“1”上方四度和聲。對於聲律而言和聲就是旋律因產生共鳴而柔美舒緩，對於家庭而言就是五倫有序和諧發展，所以《中庸》說：“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中庸告誡每一個齊家治國者在處理人際關係時要不偏不易，才能使國泰民安，和諧共贏，如何做到以“中庸之道”而以貫之，《中庸》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中國文化把“修身”提高到齊家治國的高度，認為“修身尊賢”這是治理好國與家的首要條件，修身首先要正心，才能明辨是非成為智者，而智者首先信守諾言，信守諾言又是衡量一個士大夫修身與否的標準。正如納蘭性德在贈顧貞觀的《金縷曲》中說：“一日心期千劫在，後生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

　　總之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家文化為主流，雜糅外來文化，在三教九流合而為一的過程中體現了中國人的精神內涵：在“天地君親師”的指導下，以“三綱五常”規範人際關係，以“八德”規範個人行為，以積極入世的態度，實現自己：“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三個境界的抱負。

书签

立德立言，毕生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