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说儒教 第六章 仁以致政（下）

大闲人

四、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仁政治国思想的核心，其来源历史悠久。
关于“德主刑辅”的“德”，在原始社会就有，最初意义是“生”，引申为“姓”。如：“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远，男女相及，以生民也。”从此出发，人类自古实行族外婚，一个氏族同姓，同姓不通婚。只有异姓婚，生育繁衍。《周易-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德‘的本意是生。
“德”的甲骨文做“ ”或“ ”，表示目光纵射之意。 以“ ”为形符，表示目光向十字路口上直视。金文作“ ”，周人才加心，后又从言作“ ”与从心同，以后变作“ ”，兼从言心。据此而知，“德”的意思为直，要心直、言直、心放端正，也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赤诚相待。
从中国远古历史看，尧、舜、禹三代，皆为上圣之人，都有“德”。《尚书-尧典》说，舜是“玄德升闻”。《孟子-滕文公上》说：“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施德与民。因此，他们得到群众拥戴而有天下。皋陶也提出：人君用人，要根据“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也就是宽宏而严肃，柔顺而独立，善良而礼貌，治才而谨慎，顺从而果断，梗直而温和，简易而大方，刚健而笃实，强勇而好义等九个方面行为的表现，即所谓的九德选拔官吏。
春秋时代的富辰在谏周襄王时说：“太上以德服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也就是说，好的领导，以德服人，一视同仁，无亲疏之分。一般的领导者，先亲近与自己关系近的人，然后及远。
“德主刑辅”的“刑”字，有二意。一是“刑罚”的刑，古代写作“ ”。“ ，刭也（刀割脖子）”又说：“刑者五刑也。凡刑罚、典章、仪刑皆用之。”（《说文解字-刀部》）。一是“刑法”的刑，写作“ ”“刑，罚罪也。”又说：“法，刑也。”《易》曰：“井者，法也。”（《说文解字-井部》）。《尚书-吕刑》说：“惟作五虐之法曰刑。”古代刑和法通用。故“刑”字还有罚罪“法”的一层意思。作为杀戮手段“的刑”在低级大同时代已经存在。作为“法”的“刑”那是进入小康时代后才逐渐产生的。随着时代的推移，字体简化易用，二“刑”字的形体也就演变成一个了。
夏朝是中国进入小康时代的第一个国家。禹是夏朝的奠基人。《汉书-刑法志》上说：“自以德衰而制肉刑”。“德衰”是私欲的表现；“肉刑”就是残酷镇压。而“德衰”首先是禹自己的表现，“肉刑”也正是其德衰的实际表现。家天下从禹开始也正是私欲的蔓长的结果。从此，德在人类淡化，而刑罚则以刽子手的身份进入人类生活。但是，德作为人类的本性又自然地一代代流传下来，它是任何刑罚都不能代替的人之为人的标志。
“德”在夏时家天下之始就具有政治意义。比如《尚书-胤径》上说：“官吏失德，烈于猛火。”意思是：官吏缺乏德的修养，危害性比烈火还要厉害。到了夏朝末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桀尽管把自己比做太阳，但广大人民仍然发出了愤怒的呼声：“时日曷丧，予汝皆亡！”即表示出同归于尽的决心。
商代最初重德，《孟子-公孙丑上》说：“以德行仁政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而有天下。”说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太甲复政，伊尹告戒说：“非天私有我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求于天下民，惟民归于一德。”但到纣时，由于他过分自以为是和相信天命而弃德，不亲政，不爱民，远贤臣，近小人，荒淫奢靡，致使“百姓怒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这样一来，也就决定了殷商灭亡的命运。
跨人西周，周公旦等人，鉴于夏、商的兴衰，初步意识到“天命不可信”（《尚书》）和“德”的 力量。于是他们宣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初统治者的确也作到了以德为务。如召公告戒成王说：“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从子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大概是说：你要赶快敬德吧。你看从前夏王朝，开始天很爱护他，因禹顺天行事；后王不行德，今早已绝命亡国。再看殷商，天也曾保佑过他，由于汤顺天行事；后王不行德，现在也已绝命亡国了。你如今年幼即位，不要抛弃老臣，要通过他们研究前人的执政经验和教训。这是召公以夏、商两代兴亡的历史事实，告戒成王，希望他能以德治国。针对以上原则，周公提出了如下治国原则——“明德慎罚”。
“明德慎罚”的总精神是：“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是说：用其所当用，敬其所当敬，威其所当威，明示下民。具体说来，“庸庸”即使能，“祗祗”是尊贤，尊贤使能是明德的事；“威威”，是惩恶，自然属于慎罚。“慎罚”不是不要刑罚，而是更好的使用刑罚。怎样使用？《尚书-顾命》说：“兹事有慎，以列用中罚。”“中罚”，就是在使用刑罚上，要求作到适中，恰如其罪。为此，首先要做到区别情况，分别对待，依法定罪，不要滥用刑罚。
由于执政者的重德，“德”也就在西周兴邦建国、巩固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如王国维所说的：“周自大王以后，世载其德，自西土邦君，御事小子，皆克用文王教。至于庶民，亦聪听祖考之彝训。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观矣。”
春秋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孔子基于民本主义，惠民思想，竭力思谋稳定社会秩序的良方。他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深入研究了先人以礼治国的优良传统，尤其是“明德慎罚”的刑事政策，而坚决反对“析民惟刑”和“不教而杀”；提倡先德后刑，先教后杀等法律思想。概言之，就是“德治”主张。
什么是德治？就是要求执政者以“德行教化”的方法治理国家。“德治”的关键在于得民心。人心的向背是孔子极为重视的问题。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可见孔子是向往无阶级、无压迫的时代。这一理想的时代也就是“大同盛世”。
孔子虽然重视德化，但未把它看作救世唯一良方，因而也很注重刑罚的作用。他曾说过：“君子怀刑”，即执政者应想如何用刑。究竟若何用刑呢？他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反之，刑罚中，则民就能措手足了。刑罚“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因此，刑罚“中”，即中刑，也就是用刑“适中”。要想使刑罚适中，执政者本身的修养最为重要，是“仁政德治”“德主刑辅”之实施的根本。比如在季康子问政时，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例足以证实孔子的法律思想是重德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为政治国应将“德”放在第一位，“刑”放在第二位，主次分明。“刑”的作用在于辅佐“德”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后辈学者，将儒家法律思想归纳为四个字：德主刑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