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孔子？

青岛老荣

我们需要怎样的孔子？

??读《孔子与当代中国》随笔之二

探讨过了“我们为什么需要孔子? ”接下来就该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孔子？”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想从几个次一级的问题展开。
一是儒家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庞杂，后人有的将其分为“内圣”之学和“外王”之学，有的将其分为“道统”、“学统”、“政统”三个部分；有人则分得更为细致，有世界观、价值观、政治观、伦理观、道德观、教育观等许多方面。这些划分方法以不同坐标对儒家思想条分缕析，进行深入研究整理，对继承或批判儒家传统都有用处。我的问题是，传统儒家思想可不可以拆分割裂，只选取其中部分内容古为今用？换句话说，儒家思想的政治学说对中国当代问题的解决还有没有意义，能不能舍弃？
我们看到，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有多种不同的意见，有些学术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如有人认为：“当代中国在建构中国的现代性的文化大工程中，无可置疑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以建立人间文明秩序为终极关怀的儒家文化，是重要的文化资源。不过，我们要认清，儒家文化传统中有些理念、价值和制度，特别是三纲制度文化，百年来已经解组了，不能，也不应该再去复兴了。”（金耀基：《序孔子与当代中国》，三联出版社《孔子与当代中国》）有人的意见恰恰相反，认为“‘三纲’才是真正的儒学的核心价值，而且‘三纲’的价值现在最需要我们去发扬，以解决目前遇到的很多问题。”（蒋庆，三联出版社《孔子与当代中国??问题与评论（一）》）并提出“政治儒学”的概念，主张复兴儒家的“王道政治”。（蒋庆：《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回应近年来对“政治儒学”的批评》，同上书）有人认为在“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学统的儒学”三者中，前二者都有较多的问题，在对现实的回应中会产生冲突或走入歧途，认为只对“学统的儒学”“要特别重视”。（汤一介：《关于复兴儒学的思考》，同上书）有人则认为 “儒家作为文化资源或思想史的意义，就是指儒家的道德思考、政治思考、人性思考等仍然可以参与当代的相关思考而有其意义。”（陈来：《孔子与当代中国》，同上书）还有人认为新兴儒学“牵涉到道、学、政三个侧面”，儒家思想“它的社会意识、政治制度的因素是非常强的。如果不谈那个方面，只是袖手谈心性，不能够代表儒家的真实情形……三个侧面必须结合，就是它的核心价值，它在学术思想上发展的各种面向，乃至它的政治儒学??政治儒学特别代表它的经世致用。”（杜维明：《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资源》，以及在“问题与评论（一）”中的发言记录，同上书）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儒家思想是一个整体，不能拆分，更不应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断章取义。关于儒学“道统”问题，我不太赞成宋儒朱熹和当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等人的狭隘定义。孔子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还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这种认为宇宙秩序可对应人间秩序，人道与天道能够相合，圣人效法天而建立理想社会的思想，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的根基。如果说中国文化有“道统”存在，其真正的源头应在这里。虽然儒家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子产语，《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儒学把思考的重点放在人道，但它并不否认天道，只是反对拿自然天象来判断人间祸福的迷信。朱熹、牟宗三等为儒家道统排列的谱系，容易产生宗派主义的排他性。但是若把视野或思路放宽，正确理解中国文化（包括儒家）的天人学说，对我们在今天认识和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有启发和指导意义。儒家文化的学术传统积淀深厚，《论语》中就有“学”而“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不耻下问”（《公冶长》）、“举一反三”（《述而》）、“叩其两端而竭”（《子罕》）等许多论述，既是历代儒者求知近道的共同路径，也是今天做学术仍应遵循的原则。尤其是儒家“为政以德”（《为政》）的政治主张，是其“经世致用”的体现，而关注现世、经世致用是儒家传统的一大特点。以上内容若是被拆分，就破坏了儒学的完整性，使之由一个内在统一的思想体系变成些零碎和只能就事论事的警句，其文化价值会随之大大降低。当然，孔子要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秩序（《论语?颜渊》），是基于他所处的宗法社会，这种社会基础或背景距离今天已很遥远，我们不应也不能再将其予以恢复。我特别反对在当代中国发扬“三纲”制度文化和恢复“王道政治”的说法，无论如何这都是在鼓吹历史倒退。另外，孔子和儒家的“民本”思想，虽有“重民”、“利民”的一面，但也不能替代现代“民主”的价值。从孔子频用“使民”、“务民”、“安百姓”、“民服”、“民不服”等措辞可看出，他是站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立场上，为统治阶级提供开明的统治之术。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纲常”作为社会政治秩序的表达，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面对眼下社会上的种种“乱象”，我们应从儒家重视“纲常”的思想受到启发。而且，在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前提下，吸收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成分作为补充，也不无益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儒家主张“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在反腐倡廉方面有许多鲜明和意味深长的观点。《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曾因冉求协助鲁国大夫季康子增加田赋，聚敛钱财，便不承认冉求是自己的学生，并鼓励其他学生们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这对于当前民众痛恨的权力腐败，不也有很强的针对性吗？
二是在传统儒学和现代儒学二者之间，我们是求新还是求旧？先秦儒家直面所处时代的现实，积极思考和亲身实践社会、人生等问题的解决，从不回避社会主要矛盾和冲突，对他们认为瓦解礼制、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人和事持非常尖锐的批判态度。应该承认，传统儒学在春秋末年和战国时期虽然只是显学之一，但它的许多观念和主张，对抑制当时社会转型的阵痛和偏差，使转型得以实现，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在这期间它所表现出的积极探索和创造精神，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汉武帝时儒学被定为一尊，但因此却带来了它的创造力的式微。两汉以后，儒学在政治方面的保守性上升，逐渐沦落为封建帝王维持统治的工具。唐末宋初儒学在经历了玄学和佛学的洗礼之后再度兴盛，最终发展出以理学、心学为主要特征的宋明儒学。宋明儒学着重于形而上学的精神建造，强调的是“穷理尽性”的超越性思维或通过纯粹心性修持以达所谓的圣贤之道，基本抛弃了先秦儒学的实践性和创建理想社会的努力，在政治上进一步趋于保守。清代儒学大兴训诂考证之风，几乎完全与社会政治实践脱节，以至于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殖民大潮席卷全球，列强纷纷打进门来，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竟依然是那么的迂腐和无能为力。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造成了儒学在近现代史上的灭顶之灾，百余年来不仅完全丧失了主流文化地位，而且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差不多所有的糗事都被怨在了儒学头上（有兴趣的读者可看一看著名学者黎鸣的博客，并关注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不过，即使在这个时代，在鸦片战争以后、“五四”以来，儒学的薪传也并未中断。这个期间比较突出的，是公认由熊十力、梁漱溟发端，继而在台湾岛和北美地区以东方美、唐君毅、牟宗三等为主要代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有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等接过衣钵的“新儒家”。这个学派三代主要代表性人物，虽研究方向各有侧重，学术观点也有所差异，但都采用了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试图融合中西哲学，致力于以西方提出的普世价值为标准对儒学进行检讨和改造，在儒学内部开发出民主和科学等现代价值。随着我国“文革”之后学术和文化氛围的宽松，内地一些学者也加入进儒学现代转化和重建儒学传统的行列。现代儒学（包括“新儒家”）的发展，打破了宋明以来儒学自我封闭的传统，以开放的心态达成西方“启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和儒学的核心价值之间的对话”（杜维明：《儒家传统现代转化的资源》），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探路人”的作用。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看到，“新儒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西化”，而那些对“西化”持反对态度的现代儒学专家们至今还不能建立起一个比较像样的学术体系。我倒是以为，与其用现代观念去改造、融合传统儒学，还不如保留其原来的样子，使之与现代思想文化体系相对独立，互相观照、对质或批判，用古人的智慧纠正当代科学主义、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偏误，用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救赎大众消费时代的精神虚脱。如此一来需要我们做的工作，首先是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传统儒学进行清理和还原，通过甄别剔除后人所加的一切神化或妖魔化的歪曲，真正了解孔子等先儒究竟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何人何事说了什么话，并从中分析出他们的动机和价值依据。然后，可在不改变前人之本意的前提下，按照现在我们的思维习惯和问题之需，将传统儒学重新梳理并系统化，挖掘出其中可参与当代问题思考的文化资源。在这个过程中，重点应放在以孔子为象征的先秦儒学上，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目。同时，还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贯通古今，上溯源头下追流变，把握中国文化的脉络，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复兴找到正确方向。
三是儒家思想还能不能、该不该成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我原来从未认真思考过，因为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个很大的问题。但读过《孔子与当代中国》这本书后，我才知道竟有为数不在个别的学者，主张把儒学立为“国教”，在今日之中国实行“政教合一”，甚至主张用“三纲六纪”来重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用“王道政治”来抵制现代民主政治，着实让我大吃了一惊。有一位学者在回应有关批评时说道：“‘政治儒学’所理解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优于民主政治民意一重独大的合法性，并且其所体现的政治传统适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特征与现实的中国国情。民主只是西方的政治或‘洛克的政治’，而不是中国的政治或‘孔子的政治’，‘王道政治’才是中国的‘孔子的政治’，故中国今后政治重建的道路是作为‘孔子的政治’的‘王道政治’。可以想见，在中国今后政治重建的道路上必然会存在‘王道政治’与民主政治的斗争，这是‘政治儒学’与中国民主派两条建国路线的斗争，这一斗争如同‘政治儒学’与中国自由派的‘王官学’之争一样，是中国政治方向上和立国原则上的根本之争，这一斗争的结果如何，也要20年后才见分晓。”（蒋庆：《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回应近年来对“政治儒学”的批评》）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对这段阐述展开分析，而是只想提出自己的三个观点，作为对这段“回应”的回应。其一，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观念，已成为人类普遍的价值，这些观念进入中国也已逾百年，并被多数中国人接受，认同为现代性的标志。虽然这些观念也是历史的产物，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至少在目前，这些观念及其价值还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追求。民主政治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它优于王权政治和任何形式的专制政治。而且，民主政治具有自我更新完善的功能，可自行校正或修补它的一些不足。因此，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或复兴儒学，不应对现代性价值一概否定、一概排斥。其二，“政教合一”、“三纲六纪”、“王道政治”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和理论基础相冲突，如果将儒学立为“国教”，把这些理念和制度作为“建国路线”和“立国之本”，会根本动摇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我党执政的合法性，必然会引起更大的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使中国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其三，如果我们确需一种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那也不会并且不该是儒学。我国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无论是传统儒学、“新儒学”或“政治儒学”，其普遍价值都无法与之比肩或抗衡，除非马克思主义已在理论上被证伪，或在实践中丧失了对中国的指导能力，否则我们不应把已高举多年的“旗帜”放倒。而且，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思想文化日趋多元化的时代，连现有的国家意识形态都在淡化，再把儒学立为“国教”，立为国家统治思想，也是不合时宜和没必要的。
四是继承或复兴儒家文化，应如何认识和处理与“五四”等中国近现代传统文化的关系？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政治上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在精神建设上是一场具有强烈启蒙自觉的新文化运动。虽然由于“救亡”的紧迫以及种种历史的原因，这场运动在文化反思和批判方面进行得不够彻底，其启蒙价值有些到现在还没有完成，但是它以从未有过的规模和气势，高扬反帝、反封建以及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旗帜，如泛滥的洪水荡涤了中国千年的积弊，不但开创了中国现代史，而且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无可比拟的划时代意义。“五四”运动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虽然“五四”提出“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对孔子和儒学欲置于死地，但并未使中国文化与传统彻底断裂。相反，“五四”精神或“五四”传统，在某些方面甚至是非常主要的方面，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比如，现在我们回头思量，“五四”传统最基本的内核是什么？在我看来，最明显、最基本、最重要也许最能传之悠远的是爱国主义。面对国家政治腐败、积贫积弱，主权和领土被列强瓜分，人民感到含冤受辱的局面，从大学教授、青年学生到普通市民，不顾当时反动政府的强暴镇压，一呼百应，挺身而出，“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见《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大会宣言》）。这种壮烈英勇之举，很难用西方的理性思维来理解，只能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中国传统观念得到解释，其动力源泉则来自贯穿中国有文字历史??包括孔子在内??几乎所有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而在“五四”运动参与者们表现出的那种忧患意识和挽颓势于既倒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中，我们也看到了春秋末期孔子怀揣政治抱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乃至“见危致命”（《论语?子张》）的影子。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反儒，窃以为，是把孔子和儒家作为导致中国落后衰败的封建礼教的象征符号，当成反封建的一个靶子，而集中炮火进行猛烈攻击的。但“五四”的反孔反儒，主要表现为一种强烈的政治义愤和倾向，而真正对儒家思想的清理清算，倒没有下很大很深入的功夫。
“五四”传统的另一项内容，是以民主、科学为标志的现代启蒙，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在这一点上，“五四”传统大大超越了儒家传统。这正是我们继承或复兴儒家传统但不能否定“五四”传统的原因之一。必须看到，中国的现代启蒙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在今天还必须发扬“五四”精神，继续吸收西方启蒙以来的各种先进文化成果，促进中国人价值观的现代转变，不然我们就无法完成已经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中国就不能彻底实现现代化。但是，也不应夸大孔子和儒家的保守性因素，对其求新求变的一面应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尤其在推翻旧制度的革命已经完成，国家需要长治久安的时候，儒家特别是先秦儒家能够提供的文化资源，也许更是我们所需要的。
总之，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还其本来面目的孔子，而不是一个“教主”式的、作为国家统治思想鼻祖的孔子；在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应排斥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文化，而要把这两种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应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的人生。也许，一个丢掉了“至圣”光环和统治话语权的孔子，会对我们有更大的亲和力和感召力，从而更能彰显其丰富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