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论“仁”》之《“仁”是什么？》：能行五者于天下

青岛老荣

《&lt;论语&gt;论“仁”》之《“仁”是什么？》（8）

能行五者于天下

【原文】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今译】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够到处实行五种优良品德，就是‘仁’。”子张说：“请问是哪五种品德？”孔子说：“恭敬、宽容、诚信、勤敏、惠人。恭敬则不会招致侮辱，宽容则能够得到众人的拥护，诚信就会被人任用，勤敏做事的效率就高，给人恩惠就会让人听从指挥。”

【心得】子张，孔子的学生，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年龄比孔子小四十八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说他容貌很好，性情宽厚谦和，结交广泛且态度从容。但他只注重自己生活的事，对仁义的修为不太注重。所以，同门弟子们对他很友好，却并不敬佩他。不过，在同一本书的另一篇中，却又对他的仁德给予高度评价。子贡说他有了成绩不自夸，身居高位不窃喜，处世为人既不轻慢也不放肆，在无倚无靠者面前不耍傲气。孔子则因他不欺凌蒙骗普通百姓，盛赞他有大仁德（《孔子家语?弟子行》）。而《论语》中记孔子曾批评“师也过”、“师也辟”（《先进》），大概是指他性格有点偏激和另类。同辈的师兄弟们对他的评价有高有低，如曾子称赞他的仁德高不可攀（《子张》），而子游却说他尚未达到“仁”的境界（《子张》）。我私下猜想，子张毕竟比孔子小了四十八岁，在同学当中也是年龄很小的，由于代沟，加上他明显是一名长相出众、气派十足的小帅哥，有人看他不太顺眼，也不足为怪。从《论语》记录他的言行来看，子张还是很好学的，而且比较关心道德品行问题。他向孔子问“仁”（《阳货》）、问“行”（《卫灵公》）、问“崇德辨惑”（《颜渊》）。似乎他对做官从政比较感兴趣，所以向孔子“学干禄”（《为政》），多次问及与当官有关的种种问题。
这一章有个较特殊的地方，记录孔子的话前面不是用“子曰”，而是用了“孔子曰”。《论语》中称呼比较讲究，提到孔子一般以“子”称，同学之间谈话说起老师来大都称他为“夫子”，加姓称“孔子”比较少。《论语》中记录孔子言论时用“孔子曰”的，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一种是与孔子对话的另一方不是孔门弟子，而且多为国君、大夫等地位比较高的人，如哀公、定公、齐景公、卫灵公、叶公、季康子、季平子、蘧伯玉等，都是国君或者大夫，另外还有阳货（也称阳虎）是季氏的家臣，只有微生亩和一位以“或”代称的人不知其身份。另一种是只记了孔子自己的话，非问答式。如《季氏》篇凡十四章，没有一章采用“子曰”的格式。只有第一章是孔子与弟子冉有、季路的对话，其余均非问答式。但以上两种情形都有例外。如《为政》篇中与孟懿子、孟武伯、季康子的对话，《子路》篇中与叶公的对话，《公冶长》中对子产说的话，都用“子曰”或“子谓”开头。在非问答式语录中，使用“子曰”的更为普遍。第三种情形只有两例，一例是刚才说到《季氏》篇中与冉有、季路的对话，另一例就是回答子张问“仁”，都发生在孔子和弟子之间。有学者认为，“这些材料不是弟子所亲记，而是再传或更晚的弟子所追记。这个时候，为了把孔子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就要加上‘孔’字。”（王博：《论&lt;论语&gt;的编纂》，收入《论语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但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我吃不准。
前面讲了许多与主题不大相干的话，现在书归正传。
也许是因为子张志于做官从政，所以在这里孔子教他一些为官的套数和道理。孔子所说与五种品德对应的功效，“不侮”、“得众”、“人任”、“有功”、“使人”，都是官场生存和进身所需要的。春秋时代，“天下”是一个大于“国”的整体概念，其外延所及为整个东周统治的范围。所以，当时周朝最高统治者称“天子”。《大学》中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中，“平天下”被放在最后也是最高一个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能行五者于天下”，也可理解为与“明明德于天下者”（《大学》）是一个意思，其政治含义毋庸置疑。这样一来，对孔子说的五种品德，也可以重新进行解释。恭，可理解为指对待政务工作的态度，也指对待上司、同僚以及其他人的态度。要使自己得到尊重，当然首先要尊重别人。而且做官要注意自身的良好形象，尽量保持道貌岸然。宽，可针对与自己不同的意见或异己分子。即便不是自己的同学、同乡、战友什么的，总之是不在自己私人“关系网”内，也不是与自己观点和利益总一致的人，也要好好地和人家相处，一起共事，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翻脸。信，可指政策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制定了政策就要落实，承诺的事情就要照办，别朝令夕改，别欺下瞒上，这样才能够取信于民，也使上级领导满意。敏，是指思维敏捷，行动干练，讲求效能，这样才能够多出政绩。惠，则是要注重治理对象的物质利益，为他们创造更多的福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让群众多得实惠，如此一来群众也就听你的话了。如果说，孔子对樊迟讲“恭、敬、忠”（《子路》），主要是指个人品德修养方面，是与“内圣”相联系的，而这里讲“恭、宽、信、敏、惠”，则扩大了范围，是讲如何治理社会，也就是所谓“外王”之道。这五项内容，一方面体现了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能行五者于天下”，也就是他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目的是使人民做到“有耻且格”（《为政》）。另一方面，这五种德行也体现了孔子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君子”风范。他认为每个有教养者，特别是统治阶级成员，都应做到恭敬诚实、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敬业负责、爱民惠民。以这样的风范为官从政，比起在贪官污吏实行的暴政之下，人民的日子自然会比较好过一些。
当然，从孔子对这五种品德之功效的解释，可以看出，孔子无非是想让弟子做个“好官”，能得到周围人的尊重，得到大家和上级的信任，办事有效率有成绩，能让人民自觉服从。他并没有脱离开统治阶级的立场，与现代意义的“人民性”基本不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