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论“仁”》之《“仁”人表现》：管仲之“仁”

青岛老荣

《&lt;论语&gt;论“仁”》之《“仁”人表现》（15）

管仲之“仁”

【原文】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

【今译】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随之自杀身亡，而管仲却不肯像召忽一样殉节而死。”他接着问：“管仲的行为说明他没有达到仁的标准吧？”孔子回答说：“齐桓公不凭借武力征服，却多次会盟诸侯而成就了霸业，这是管仲努力的结果。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

【心得】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曾任齐国上卿（即丞相），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齐国逐步富强起来，辅助齐桓公成为当时诸侯中的霸主。但是他的从政经历并不光彩，其人品表现也多有瑕疵。孔子就曾不无蔑视地说：“管仲之器小哉！”（《八佾》）尤其是，他先和召忽一起追随公子纠，为避齐襄公无道造成内乱而逃奔鲁国。齐襄公死后，齐国果然发生内乱，鲁国派兵护送纠回齐国争夺君位，并让管仲率一支军队途中设伏，企图截杀从莒国返齐的公子小白。后来小白回到齐都临淄做了国君，是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逼使鲁国杀死了纠，并扬言要把管仲和召忽剁为肉酱。召忽得知纠被杀害，遂自杀而死。但管仲却请求将其囚禁，交给齐国。在其好友鲍叔牙的力荐下，齐桓公不但留下了他的性命，而且还委以国相重任，才使管仲的才华和抱负得以施展。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管仲的行为当有不忠不义之嫌，跟仁更是搭不上界的。所以，孔子的弟子对管仲的德性多有质疑，认为他不仁。但孔子在这里不仅承认了管仲之仁，还连用两个“如其仁”来加重语气，这在孔子论仁的言论中比较特殊，值得仔细揣摩领会一番。
在《论语?宪问》这一篇中，还记录了孔子评价管仲的另一段话：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子贡说：“管仲不是有仁德的人吧？齐桓公杀死了公子纠，他不能像召忽一样以身殉难，反而做了桓公的丞相。”孔子说：“管仲做桓公的丞相，协助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和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现在还享受着他带来的这个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已沦落到野蛮人的统治之下，披头散发并穿着左开襟的衣服。他这样的人，怎么能像普通男女那样拘于小节，不声不响地在小河沟里勒死自己而不让别人知道呢？”
从如上两段孔子评价管仲的话中，我得出了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孔子对仁有不同的定义，其衡量标准也有一定的灵活性。读过了《论语》，可知孔子对仁的论述有所不同，概其要者，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具体的仁，体现在人与人的日常交往行为中。只要是符合礼的要求，都被列为仁的表现。如“孝弟”（《学而》），如“爱人”（《颜渊》），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如“恭”、“敬”、“忠”（《子路》），如“恭、宽、信、敏、惠”（《阳货》）。这样的仁，是人人都应并且能够做到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大概指的就是这种。二是全德之仁，即朱熹解释的“本心之全德”（《论语集注》）。全德之仁是个综合性的概念，是人的德性的最高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达到。所以，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指的就是全德之仁。管仲的私德有些问题，但他能够通过改革使国家富强，用外交手段替代战争，协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使人民免受涂炭之苦。这从公的角度来说，符合儒家对仁的理解。孔子曾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成仁的极高层次??“何事于仁！必也圣乎！”（《雍也》）而管仲做到了这一点。孔子正是从这个角度肯定管仲之仁的。由此可见，管仲之仁仍然属于具体的仁。孔子称赞他是仁者，与对他的私德的批评并非自相矛盾。[sup]1[/sup]
第二，人的德性表现有大节、小节之分。从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我们看出他对人的道德观察是注重大节，不是求全责备，这与古今许多教条或虚伪的道德家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有必要把管仲私德表现的瑕疵拿出来晒晒，以求对其小节也有个恰当的认识，避免给人掩饰腐败行为的口实。据《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曾说：我还年轻未出道时，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分钱的时候总是自己多留一些，鲍叔牙不以为我是贪财，而是照顾我家里贫穷。我常把鲍叔牙的事情办砸，鲍叔牙不以为我是愚蠢，而是可怜我运气不好。我每次做官最终都被炒了鱿鱼，鲍叔牙不以为我是无德无能，而是安慰我机遇未到。我曾多次从战场上逃跑，鲍叔牙不以为我是怕死，而是体谅我上有老母需要赡养。公子纠争位失败被杀，召忽以身殉主，我却宁愿做了囚犯，鲍叔牙不以为我是无耻，而是认为我有建功立业名扬天下的远大抱负。他感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从这些情况看，管仲私德上的瑕疵，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而且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与那些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不可并提。至于他背叛死了的公子纠而归顺已登上君位的齐桓公，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终归于国家和天下有利。如果硬要说有什么问题，也是道义方面的。而在现实政治中，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究竟谁上台执政能使齐国富强起来，只能看历史的结果了。我们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孔子虽然把忠作为对君子的要求之一，但他不赞成盲目的愚忠。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就是主张君子应当待时而出，积极参与政治，兼善天下。这是大节。
第三，孔子是讲政治的。这个观点前文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单独提出，是因为有人企图把孔子的政治学说从儒家思想体系当中剔除出去。我不否认孔子的政治学说有些内容已经过时，需要进行批判、清理或重新加以诠释和发展。但政治学说是孔子以及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若将其剔除，就破坏了儒家思想体系的有机统一。从本文所讨论的内容来看，如果否定了孔子在肯定管仲之仁时的政治立场，就无法理解孔子仁学的完整性。我不赞成把《论语》当成“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的书来读，更反对“如果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如果改变不了事实，就改变心态”这样非常低俗的观念（参阅于丹《论语心得》）。把这样的观念强加给孔子，是对儒学的肆意阉割，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肆意阉割。
另外，孔子说管仲“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与历史真相不完全相符。管仲在辅佐齐桓公称霸的近40年里，还是打过一些仗的，先后以武力灭了谭、遂等小国，多次举兵讨伐宋、鲁、卫、楚、蔡、陈、郑等不肯俯首听命的诸侯，以及北方的少数民族山戎等。不过，管仲反对穷兵黩武，提出了“安四邻”和“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的外交策略，把会盟作为达到齐国称霸目的的主要形式，避免了一些大规模战争，用《谷梁传》的话说就是“未尝有大战”，这在当时已然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孔子说他“不以兵车”而“九合诸侯”，虽有理想主义的情愫，但大致也还说得过去。

注：
1．冯友兰先生认为，《论语》所讲的仁，有些是“四德”（仁、义、礼、智）或“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而居其首；有些是全德之名，包括诸德。他后来又说：“作为四德之一的仁，是一种道德范畴伦理概念，对于它的讨论，是伦理学范围之内的事；作为全德之名的仁，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对于它的讨论，是哲学范围之内的事。”（《对于孔子所讲的仁的进一步理解和体会》，见傅杰选编《论语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我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冯先生的观点，但本文说的“全德之仁”与其“全德之名的仁”不完全一致。本文所说的全德之仁，既是人生的精神境界，可以放在哲学范围之内讨论；但又未脱出伦理学的范围，仍可作为道德范畴伦理概念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