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论“仁”》之《修身达“仁”》：说不如做

青岛老荣

《&lt;论语&gt;论“仁”》之《修身达“仁”》（3）

说不如做

【原文】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公冶长》）

【今译】有人说：“冉雍有仁德却缺乏口才。”孔子说：“何必要能说会道呢？用伶牙俐齿对付别人，常常会惹人憎恨的。我不了解冉雍仁德怎样，但口才好有什么用呢？”

【心得】我前面说过，孔子不喜欢过于能言善辩的人。他认为，仁德是人的立身之本，要先有仁德然后才需要用语言表达，口才好的并不必然品德也好，这就是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在他看来，真正的仁者大都表现木讷寡言。这一方面因为“仁”主要是个实践体系，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必须在日常社会交往行为中体现出来，其理论建构并不重要，所以孔子从未给它下一个统一的抽象的定义。另一方面，仁是很难做到的，要想说清楚更不容易。孔子说：“为之难，言之得无?乎？”（《颜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他甚至不无偏激地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阳货》）“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把能说会道者直接排除在仁人之外并纳入无耻之徒的行列。大概孔子那个时代也有许多专耍嘴皮子的人，他们只会说假话、大话、空话和讨好领导的话，却能混得官运亨通或财源滚滚，而脚踏实地办实事和只说真话、实话的人都受到压制，孔子很生气，就说了那么多贬低能言善辩的话。
办实事、说真话，不仅是个人品德修养的起码要求，而且还是健康社会的重要标志。在一个充斥着矫情和欺骗的社会里，人们不可能普遍向善，这样的社会也是很难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