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及其影响（讲座五）

置酒梅花下

今天我们再稍讲一下学历史的好处，更主要的是和大家他享一下钱穆先生、还有赵翼对《史记》的分析、评价。

上一讲，我们说到共同的历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及学习历史的好处。

对民族的重要，有这样一句狠毒而又具有深远见识的话：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可做其反证。这是斩草除根，是从文化上，从根本上消灭一个民族。史是一个民族的根。共同的历史让这个民族有向心力、凝聚力。

南宋灭亡后，南宋史馆人员将本朝历史资料送与元统治者前这样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日本侵略中国时，就对中国人采用了消灭中国历史的办法——不让中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台湾民进党去中国化，与日本鬼子同一思路。

陈寅恪说：“国亡，然能有史，则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插入语：此语，可与梁启超先生的那句“观其成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相互参看。）如无史，何所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
陈寅恪先生，作为学者，其学识之渊深，是民族的荣耀。毛主席访问苏联，斯大林特意问毛主席：“你们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还好吗？”并说自己读过陈先生的著作。
一个伟大的学者，标志着这个民族的知识和智慧所能达到的高度。
陈先生能阅读十几种语言，除英、法、德、日、拉丁、希腊语外，还能读突厥语、波斯语、满语、梵语等，对中国史学研究尤为精深。
作为一个中国人，总该对自己民族的伟大人物有所了解，所以，提一下陈先生。
上文还说了学习历史的好处，经济上的好处，那个古董爱好者因为缺少历史知识，不知道大文人宋荦，和宝砚失之交臂。
清朝一代名医徐大椿（即徐灵胎）《道情.时文叹》，专门嘲笑那些只知八股文章，不懂历史的所谓读书人，骂这些人“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
《道情.时文叹》文曰：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弟。可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1.时文；八股文。
2.《三通》：唐杜佑的《通典》、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
3.《四史》：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合称“四史”。
4.汉祖、唐宗：汉祖指汉高祖刘邦，唐宗指唐太宗李世民。
5.高头讲章：八股文讲义，天头地脚很宽。
6.新科利器：最新一届科举考试中取得高第的试卷。

的确曾有读书人不知唐太宗是哪朝皇帝，问人：“唐太宗是哪朝皇帝？”明朝有许多进士不知司马迁是谁。

唐太宗当然是唐朝皇帝，还用问吗？那书真是读进狗肚子了。

看看《儒林外史》，《范进中举》，这篇文章是初中课文吧？《儒林外史》里讲，范进中了举，后来又中了进士，被钦点为山东学道。不管他中了什么，做什么官，他是连苏轼都不知道的。

范进做了山东学道主试山东，老师托他照顾自己当年的一个学生

《儒林外史》：“考事行了大半年，才按临兖州府，生童共是三棚，就把这件事忘怀了。直到第二日要发童生案，头一晚才想起来，说道：‘你看我办的是甚么事！老师托我汉上县荀玫，我怎么并不照应？大意极了！’慌忙先在生员等第卷子内一查，全然没有。随即在各幕客房里把童生落卷取来，对着名字、坐号，一个一个的细查，查遍了六百多卷子，并不见有个荀玫的卷子。学道心里烦闷道：‘难道他不曾考？’又虑着：‘若是有在里面，我查不到，将来怎样见老师？还要细查，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罢。’一会同幕客们吃酒，心里只将这件事委决不下。众幕宾也替疑猜不定。
内中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说道：‘老先生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明代文坛的“前七子”领袖之一。）先生寓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苏轼为四川眉山人）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
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回来，再会见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说罢将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这荀玫是贵老师怎么样向老先生说的？’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只愁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拨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从这句话，便可以明明白白断定，《儒林外史》表面上写的是明朝的事。
吴敬梓是清朝人，不便写本朝的。明清科举基本相同的。
这位范进，就是徐大椿那首《道情》最好的注脚之一。
这样的人，当主一省文政的学道，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多知道点历史知识，历史人物，至少可以少闹点笑话。
学史不只这一点现实的好处。学史，能让你从平常物中看出不平常，为看似平常或枯燥的东西抹上奇异而迷人光彩。
杨绛先生的《车过古战场》（《杨绛作品集.第二卷》P2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一篇怀念大史学家钱穆先生的散文，写她和钱穆先生一起坐火车上北京的过程。

摘录一段和历史有关的：
“我那年考取清华大学研究院外文系，马上就要开学。钱穆先生在燕京大学任职，不日也将北上。
我未来的公公（这时，杨先生已和钱钟书先生定婚）在散席后把我介绍给“宾四先生（钱穆字宾四）”，约定同车北去，请他一路照顾。
……
车过蚌埠后 ，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我对绵延多少里的土墩子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宾四先生对我讲，哪里可以安营（忘了是高处还是低处），哪军可以冲杀。（插入语：可见，在一代大史学家眼里，这个世界就是个舞台，一代代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尽馆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离开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我每逢寒假暑假总回苏州家里度假，这条旅途来回走得很熟，每过“古战场”，常会想到宾四先生谈风有趣。”

李敖说过，在台大你至少要知道两个人，一个是钱穆，一个是我李敖。如果你没看过，至少也该听说过。如果你既没看过也没听过，说明，你既是瞎子又是聋子
钱穆先生早已做古，一代才女杨绛先生前几天也谢世了，正所谓“爱也消，恨也消，一代才华过了”。

幸好有他们的文章在。
经钱穆先生一讲，一片荒凉，在杨绛先生的眼睛里，顿时焕发出异样的光彩，“历史给地理染上一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
下面，我们看看一代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谈《史记》，学习《史记》了。
“太史公不仅是中国千古一大史学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学家。”——钱穆先生评价司马迁。鲁迅先生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的，也正是《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的成就。司马迁说，完成《史记》后，将稿子另抄一份，“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还有一种说法，说“藏之名山”其实就是藏在自己家里。
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史记》中写道：“所以要‘藏之名山’，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师——长安，易得识者和传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后世有圣人君子更渺茫。……太史公《报任少卿书》里，还有两句更重要的话说：‘欲以究（透彻地了解）天人之际，通（通晓）古今之变，成一家（独立不同于别家之卓识）之言。’（插入语：中国古人讲“尽人事，听天命”，人事，就是指以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的部分。天，就是无论怎样努力，也不可改变的东西。比如，人通过改进医学，现在可以活到一百多岁，但，你怎么改医药技术，人都不可能活上一万年。总有那么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制在那里，但，那个限制究竟在哪里呢？）
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重要。太史公父亲看重道家言，道家就侧重讲这个天道，而太史公则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讲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间的这个分际何在？而在人事中则还要‘通古今之变’——怎么从古代直变到近代，中间应有个血脉贯通。
此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此后太史公《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写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
钱穆先生说的“……第二部以下写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我们要讲《史记》的原因，就在这里了。

跟大家提一句，如果学习历史，能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四史”学了，再学别的史书，会很容易。

正如苏轼所言:“学者须精熟一两书,其余如破竹数节,后皆迎刃而解。”
好书莫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学历史，要学会思考。不思考，学什么都没有用。
只懂一些死知识的人，就是驮着书本的驴子。
《史记》共 “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司马迁自叙）
清朝大史学家、诗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这样解释：

（1）本纪
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迁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项羽作纪颇失当（这句话要注意），故《汉书》改为列传。
（2）世家
《史记.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迁用之以记王侯诸国。《汉书》乃尽改为列传（按《班固传》：改世家为列传，系其父彪变例）。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这句话要注意）。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
（3）表
《史记》作十表，昉（fǎng，日初明，引申为起始）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这里为相互说明、补充之意）。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故《汉书》因之，亦作七表。
（4）书志
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
（5）列传
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

也许有朋友不知道赵翼是谁，看看下面这两首诗，你就知道了。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纷纷艺苑说雌黄，只眼别须自主张。矮人看戏何曾见，只是随人说短长。

同样是大史学家，也都尊崇司马迁，但是，在对项羽应不应入本纪的问题上，二人看法截然不同。

赵翼说：“项羽作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

但是，钱穆先生的观点截然相反，他认为将项羽入本纪，正表明了太史公的高明伟大：“项羽列入本纪自有妥贴处。”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史记》：

“直从《五帝本纪》、黄帝到尧、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纪，以至《秦始皇本纪》，接下是汉高祖、汉惠帝，岂不顺理成章，而中间却横插进一个项羽？

项羽不成一个朝代，他只是个短暂的过渡人物，而太史公特地写了一篇《项羽本纪》，于是遭受到后人不断批评。

但秦是亡了，秦二世已投降，汉高祖还未即位为皇帝，中间所谓秦楚之际的一段计有五年，太史公把来放在项王身上，“本纪”本只是把来编年的，那么项王这几年也自该称“本纪”了。

但太史公《史记》又并不称为《西楚霸王本纪》，而连姓带名直称《项羽本纪》，在这一显然不妥的题目下，却自见太史公有一番深远的意义。（按：史记前面的十二篇本纪，是史记的总纲。后面世家、列传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在本纪中找到相应的年份，所以，钱先生讲，本纪是把来编年的。）秦亡了，汉没有起，中间有项羽，然而他又不成为一个朝代，只是一个人物，因此他虽是位为西楚霸王，而《史记》不称《西楚霸王本纪》。（按：大家所以听从项羽，称之为王，因畏其力与威。项羽为王，缺乏合法性。既非天子所授让，也非众人共同开盛大隆重会议推举故只能称项王，这是个怪称，姓后面加王。）虽则大家都称他 ‘项王’，太史公文章里也有称‘项王’的，但题目上则称《项羽本纪》，这实在又是太史公一番了不得处。后人批评太史公，说其书‘疏’，如项羽怎能立本纪，孔子怎能立世家？不是大大的‘疏’吗？疏是不细密，粗枝大叶，有忽略处。或又称之曰‘好奇’，如项羽怎立本纪，这不是好奇吗？（插入语：好奇：标新立异的意思。异而有理，谓之奇；异而无理，谓之怪。）其实这种评论难免浅薄，不能深切地来欣赏太史公《史记》之与众不同处。到 了《汉书》，那就改称《项羽列传》了。可是汉高祖元年称王，项羽已死，项羽又不是汉代人，而作《汉书》的又不能不载有项羽，然则把项羽列汉初，岂不成了密中之疏吗？可见此等争论都很浅薄，不值得争，而太史公把项羽列人本纪也自有他的妥贴处。”

问题不能不有，答案不一定能有。自己思考一下，你认为这二位大学者，哪个说得更有道理？

好了，今天先说到这里，明天接着讲诸家对《史记》的评价，还要展开一下我自己对几个问题的分析。
提两个问题：孔子应该入世家吗？现在看到的《史记》是司马迁一个人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