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孔子？

青岛老荣

我们为什么需要孔子？

??读《孔子与当代中国》随笔之一

按语：由陈来、甘阳主编的《孔子与当代中国》（三联书店2008年7月第一版），是第三届中国文化论坛主题论文及讨论发言的辑录本，此届论坛的主题就是“孔子与当代中国”。前段时间从青岛书城购得此书，闭关数日一气读完，受益匪浅，解答了心中长期萦绕的些许困惑，也唤起了平时的一些想法。这篇文章无意对该书进行系统的评论，只是借读书产生的灵感，把自已的几点零碎想法串连起来，放在网上与读者交流，并向偶尔路过看见的方家讨教。
本文标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孔子？”但我一并探讨了三个问题，除本文标题显示的一个，还有另外两个：“我们需要怎样的孔子？”和“如何让孔子回到我们中间？”探讨结果将陆续在电脑上敲打成文字。
由于本人不是专家，肤浅和谬误之处难免，敬请指正。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孔子及其儒学的地位一再被贬低。特别是经历了“五四”和“文革”的致命冲击，孔子和儒家几乎成了“反动”的化身，成了现代化的敌人。但时至今日，我们仍不能彻底清除已深入骨髓的儒家传统，它依然被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对客观价值的评判，以及普通人的日常言语和行为当中体现出来，并时不时被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或匡正现代性弊端的传统文化资源，出现在足可汗牛充栋的专家著述，以及一波又一波的大讨论当中。
可以这么说，百余年来我们从未真正告别孔子。尽管许多人，甚至举国上下曾以巨大的政治义愤和时代热情要与孔子划清界线，但他的幽灵却依然在我们心头徘徊，挥之不去，或去之再来。
为什么孔子和儒家思想历2500年社会动荡变迁的磨砺，几经外族武力入主和外来文化激烈碰撞的生死考验，仍顽固植根于中国的人心和社会土壤？尤其是进入近现代以来，列强用坚船利炮打烂了中国封闭的大门，逼迫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全面的文化反思，五花八门的西方现代价值观、社会理念和政治主张纷纷登陆，成为中国人应对危亡的救命稻草。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以“革命”和“现代化”的理由和政权的强力，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加彻底的清算。但尽管如此，儒家的幽灵仍在徘徊。尤其是在最近30年当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彻底改变，“经济人”理性统治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观念，赚钱、致富、技术、增长、竞争力等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然而令人诧异的是，恰恰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复兴国学、儒学的呼声突然高涨，而且不仅在学术领域，在民间草根层面（尤其是互联网上）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面对这种吊诡的状况，便自然而然会引出我的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孔子？
以我粗鄙浅薄的学识思考，会不会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虽以孔子为象征，而且确实他是集大成者，但却不是他一人首创，而是源于夏、商、周三代传统，由面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孟子等的整理发挥而基本定型，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体系，经历代后儒传承至今。如普遍认为自孔子始成儒学核心价值观念的“仁”，在孔子之前的《诗经》中就有“洵美且仁”（《郑风?叔于田》）、“其人美且仁”（《齐风?卢令》）两处提到，都是赞颂君子的美好品德。《尚书?商书?太甲下》说：“民罔常怀，怀于有仁。”与孔子的思想一无二致。学界大都认定西周是先期儒家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周公奠基的宗法制度及宽政简刑、敬天保民的礼乐制度，以及他所归结的反腐、勤政、德治、民本等治国之道，是孔子儒学创立的直接思想源头。孔子表白自己是“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并说：“朝闻道，夕死可亦。”（《论语?里仁》）其实并不只是简单的谦谦之词，而是有实事求是的成分。当然，孔子这么做，是他自己有意选择。孔子一生主要事迹在三个方面：一是办私学讲授“六艺”，据说有三千多名弟子，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的说法）；二是带领学生骨干游列国兜售他的“仁”说和“德政”，可惜未遇明君采纳；三是整理编纂《诗》、《书》、《易》、《礼》、《春秋》等典籍，因过于用功读《易》以至于“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这些，都与他“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的政治抱负有关联。另外，从孔子曾“适周问礼”于老子的举动（《史记?孔子世家》），也可看出构成儒学内涵的范畴，有些是当时社会共识，而非独属于孔儒一家。纵观历史和现实人生，论及儒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虽不排除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历朝皇权抬举的作用，但关键还在儒家思想本身的价值，及其与各时期中国人生活的内在关系。正如李泽厚先生在新作《孔子再评价》中所言：“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中，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由思想理论已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论语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1月北京第一版）
其次，现在我们回头看，近现代以来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批判，是存在些偏激和误解的，在好多问题上实在是冤枉了我们的祖先。远的不说，只要回顾一下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把当时那些“上纲上线”的政治判词与《论语》中的“子曰”原文两相对照，就会发现那些“批判”是多么专横！比如，说孔子为残酷的奴隶制度歌功颂德，梦想复辟奴隶制社会。而把《论语》从头至尾翻阅一遍，也未能看见对得上的只言片语，却看到了孔子提倡怀仁利民和反对苛政、暴政的旗帜鲜明。如孔子赞扬“养民也惠”、“使民也义”（《公冶长》），主张治国要做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主张“庶民”（使人口增长）、“富民”、“教民”（《子路》），提出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既体现了他一贯的重民思想，又显示出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因而反对虐杀和酷刑。他曾严肃回答向他问政的鲁国大夫季康子：“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颜渊》）他还归结出治国必须摒弃的“四恶”：“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从《论语》中看，令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八佾舞于庭”等贵族大夫的僭越行为（《八佾》），还有他们虽“富于周公”但仍大肆“聚敛”的贪得无厌，是他们造成了“礼崩乐坏”，而不是下层的奴隶或“国人”。过去曾普遍认为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就是要复辟西周制度，但读过《论语?颜渊》原文，我并未得出这样的印象。原文是：“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通篇说的是修己成德以及弘扬“仁”于天下，哪里有制度复辟的意思？虽然孔子曾经说过“吾从周”（《八佾》）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尧曰》）之类的话，但中国是否有过西方式的奴隶制社会？中国的西周是否还处在奴隶制时代？这两个问题至今在学界争论不休。不管怎样，依愚之私见，孔子是把西周的礼制，尤其是周公那套治国之道，当成了他的政治理想，他的目的仅是把这些理想化的制度和理念移植到他所处的春秋时代，以消弭社会转型带来的剧烈震荡，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也就是说，他并未糊涂到以为西周所有的制度都可以原封不动地恢复，已根本改变了的社会可象电脑系统一样能够“格式化”后“重装”。
再比如，我们曾把《论语》中的“学而优则仕”（《子张》），当成“读书做官论”来批判，以为这是一种倒退。殊不知，正是孔子率先办私学把教育下移到了民间，打破了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受教育的垄断，并为打破权力世袭，实行“举贤才”和以后通过“科举”选官开辟了道路，这是中国教育体制和官制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孔子说过“唯上知与下愚不移”（《阳货》），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确实表现了孔子对下层人民有点瞧不起，但结合当时教育极不普及等社会背景，仔细研读上下文，也会觉得这些话并不如我们原来理解的那样，不是那么反动透顶。再仔细想想，让整日累得筋疲力尽、目不识丁或大字不识几个的广大普通百姓，掌握那么多“礼”的知识，恪守那么多繁琐的规矩，谁受得了？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取消“大锅饭”， 便有人指责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季氏》）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根源；为了解放人的个性和为发展市场经济扫清思想障碍，又有人指责孔子提倡“大公无私”是“以公灭私”，是孔子扼杀了中国人的独立人格和经济理性。实际上，孔子从未主张绝对平均主义。有学者解析，他对冉求说的那番话，是针对春秋末期季孙氏等新贵之暴富而提出的，意思是说，各诸侯或大夫，不必着急自己的财富不多，而需要考虑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均，那会导致诸侯之国与大夫之家的颠覆。若是财富平均，消灭了贫穷，境内团结、平安、和睦，不但不会倾危，而且会有远处的人来归服于你（郭齐勇：《孔孟儒家的公私观与公共事务伦理》，三联出版社《孔子与当代中国》）。还有专家甚至认为这句话根本不是指“财富分配均匀”，这里的“寡”是指土地、人口的寡少，这里的“均”是指“政教均衡”（施家珍：《“不患寡而患不均”辨》，《孔子研究》1993年第4期）。孔子提倡“贫而乐，富而好礼”（《学而》），认为“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宪问》），前提分明是承认贫富差别的存在。孟子、荀子等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继承了孔子重“礼”执“礼”的思想，也认为“礼”的功能是指社会财富与权力的分配有等级、有节度，有秩序，并导之以整体的和谐（郭齐勇）。荀子就主张“礼”是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荀子?礼论》）。我们后来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是在思想上对计划经济片面理解、实践中操作失误造成的。把自己办错的事情归罪于孔子，让已过世2488年的他老人家来替我们背今天的黑锅，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不肖，是我们的耻辱！至于说孔子“以公灭私”，扼杀人的个性和反对私利，更是一种无稽之谈。孔子身处社会急剧转型的春秋末期，他所看见和体验到的是公室衰微、天下分崩、贵族腐败、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失道、失德、失礼、失序的现象，他为之忧心，所以他把公私、义利等问题作为思考的重点，并在他的公私观中更着重于“公”，在他的义利观中更着重于“义”，这很好理解。正如我们在前段着重强调“效率”，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转而着重强调公平、正义，这有何不可？孔子从不反对人们追求财富，他只反对发不义之财。他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他承认“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如果“不以其道得之”或“去之”，则君子不为（《里仁》）。《论语》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教诲，对今日中国之现状很有针对性，很有教育和指导意义！
再是，仅在最近30年多一点时间里，中国人就经历了两次较大的信念或精神危机。第一次，是在“文革”10年动乱刚结束时，长期实行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宣告破产，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刚刚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人，一时感觉手足无措、思想茫然。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更长时间在“不争论”的前提下“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人终于在亲身实践和大量吸收西方现代科技和理念的过程中，填补了因告别过去而形成的信念空虚，找到了新的精神依托，即从社会宏观层面来说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从个人、家庭微观层面来说就是“致富”，以及年轻人热衷的实现“个人价值”。第二次，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在新旧世纪交替之时，我们虽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按统计数据已经达到了“总体小康”，但生活得到巨大改善的中国人却再次陷入极度困惑??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分配不公、权力腐败、道德滑坡等一系列问题一再凸显；许多老百姓感觉到生活更为艰难，“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等困扰着他们；个性张扬自我感觉良好的“70后”、“80后”锋芒受挫，“小皇帝”们长大之后才发现“天下”并不属于他们，“北漂”、“南漂”、“钱奴”、“房奴”等角色令他们非常无奈。于是，社会心理严重失衡，社会矛盾再度激化，人们普遍感觉迷失了方向，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有些问题是世界性的，但西方人也正在进行文化反思，他们能够提供的理论武器无法帮我们解决面临的所有的问题。这次“危机”到现在还没有过去，甚至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面临问题的关键。但正当大家对面临的问题感到困惑、棘手并为之痛心疾首时，不少忧患人士却发现，在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说教中，竟有许多观点对今日之社会现状、问题，有很直接的针对性，正可用于解疑释惑或者安抚我们的心灵。如对反腐、对抑暴、对民生、对公平、对修德、对人和等，均有现成和明确的价值判断与主张，可作为我们回应当代中国问题的文化资源。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前沿，直面现实，高瞻远瞩，与时俱进，务实求是，从党的十六大以来相继提出并全力推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大得人心、深入人心，已初步取得在全国思想领域澄清认识或再次“拨乱反正”的效果。这两个理念源于对儒家思想许多观点的创造性发挥，并加入科学理论的诠释，这无疑对大批学者和普通民众把求索的目光转向“国学”、“儒学”宝库，起到了引导和激励作用。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和而不同”，就直接出自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语（《论语?子路》），只是站在当代立场和针对现实的立论角度，以科学思维进行分析，赋予其与传统相合又不尽相同的新的含义。
综上所述，传统儒家思想因已化入中国文化遗传基因而代代相传，不管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除非我们的民族灭亡，否则我们无法与这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决裂；近现代以来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批判，有些误解和偏激的成分，儒家传统并非如我们原来理解的那么反动；面对当代中国问题，许多人发现儒家思想有些理念、观点、主张，正可资眼下回应之需，说不定会帮我们解开一些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死结，或者救赎我们的灵魂。这就是我对“我们为什么需要孔子”给出的三条主要理由。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所谓“中国崛起”，带来全民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增强，也是当前回归传统热情的起因。我基本赞成这个观点，但又有所担忧，怕因此带来的这股“热情”会诱发中国人历史形成的盲目自大心理，助长偏激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会对中国的今天和未来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