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疼膏”和“麻醉剂”??《于丹<论语>心得》批判

青岛老荣

“止疼膏”和“麻醉剂”

??《于丹&lt;论语&gt;心得》批判

写下这个题目，心中便忐忑不安起来，怕有人因此联想到30多年前的那场浩劫，想起那时制造了许多旷古冤案的“大批判”运动。但一时又想不出更恰当的标题来替换，只好保留，并在这里先声明一句，我是在其本来意义上使用“批判”这个词的，对于丹女士绝无主观上的恶意。
其实，我对于丹大有好感。两年多前CCTV《百家讲坛》播出她讲解《论语》的节目，我就认真收看过两期。后来讲稿由中华书局结集出版，我又买回一本收藏。看到有学者在媒体上对于丹质疑发难，我还私下到处为她辩解，并在一篇专家论文的空白处写下：“于丹的功劳主要在两点：（1）唤起了人们对传统价值的热情，对‘国学热’、‘儒学热’的兴起产生了推动作用；（2）引导人们安心做个‘好人’，并通过内省激发出内心的幸福感。不管于丹是不是准确地解释了《论语》，她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我还写道：“于丹是一名老师，她的任务主要是普及而不是研究，其分内事已做得够好。专家们尽可对《论语》字斟句酌、事事考证，却大可不必为于丹的成功心怀醋意。”直到现在，当我把“批判”矛头对准她时，心里对她本人的好感仍没有消褪。只是近来通读了《论语》，再读于丹的《心得》，感觉从我的视角看去，有些最重要的意思于丹没有讲出来。她用极为通俗的语言描绘给我们的那个“孔子”，与我自己认识的“孔子”不是一般摸样。因此，我在这里斗胆说出一己之见，绝不是想跟于丹较量，而是为了讨论问题，为了跟方家问学求教。
中华书局出版的《于丹&lt;论语&gt;心得》，封面上就印着书里面的一段话：“《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生活。”翻开正文，这话后面接着还有一段话：“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我很惊讶，于丹竟这么样给25个世纪以来几乎一直被中国知识界奉为经典的《论语》定调。我的“惊讶”首先是出于不自信，怀疑自己知性愚钝，没有从孔子的教诲中“获取心灵快乐”，读完《论语》，心情反而更加沉重。我也没有感觉到孔子的“心灵”是多么的“快乐”，感觉到的却是他的惆怅和无奈。孔子两次率弟子周游列国达14年之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宪问》），到处兜售他的政治主张，却没有遇见明君重视和采纳他的意见，最终只好返回老家，一心一意整理典籍和教授学生。他虽然曾经出仕从政，官至“大司寇”等要职，并且一度“摄相事”（《史记?孔子世家》），干出的政绩也还不错，却因斗不过实权派而不得不弃位。其心中酸苦，有谁能够体会得到呢？我还看到，孔子在《论语》中谆谆教导我们的，不是像于丹所说的“适应”日常秩序，而是要维持传统的或改变当下的日常秩序。他要找到的个人坐标，是“克己复礼”（《颜渊》），是“仁”和“恕”等，这也不是什么轻松愉快的事情，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并“一以贯之”（《里仁》）。我同意于丹所说“《论语》终极传递的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是“朴素的”，然而却不是“温暖的”，有时甚至令我的后背冷飕飕的，感觉活在这个世上，尤其想成为一名“仁者”，确实不易。我之所以不自信，就是惭愧不能像于丹一样从《论语》中读出“快乐”和“温暖”，因此怕是一辈子也读不懂《论语》了。
我不敢苟同于丹的另一个要点，是她把孔子对“君子”的要求大众化了，对所有的人都用同样的道德标准衡量。这样一来，就使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论语》中常把“君子”和“小人”作为两个相对的概念并联提出，从内容看，“君子”和“小人”都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社会地位。“君子”指那些出身高贵、地位高的统治者。相应地，“小人”指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另一种是指道德修养。“君子”指那些有较高的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的人。相应地，“小人”指那些缺乏道德、不遵守礼乐的人。一般来讲，只有那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才有时间和财富去提升自己的道德，修身养性。所以在比孔子更早的年代，“君子”和“小人”的这两种意义，其实是合二为一的（见徐刚《孔子之道与&lt;论语&gt;其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我们试以于丹引用《论语》中的几段话为例，来略加分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这里的“喻”作“明白、知道”解。其意思是说，“君子”做事先弄明白是不是合于人伦道德、社会需要（《中庸》：“义者，宜也。”），小人做事则先要知道他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孔子还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意思是说，“君子”心里常牵挂的是德行修为，“小人”只惦记自己的田宅；“君子”不忘严守法度，“小人”总是受利益驱动。乍一看，这两段都是从道德意义上讲的，但仔细分析，我发现孔子所说“君子”从来不指居于社会下层的人民。比如他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说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显然都是指人民之上的统治者。他说“君子博学于文”（《雍也》）；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说“君子不器”（《为政》）；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些都不是劳动人民能够达到的。至于他说“君子不以绀诹饰，红紫不以为亵服”等复杂昂贵的服饰讲究（《乡党》），与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更不沾边。他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把“君子”作为管理者、“小人”作为被管理者（役使的对象）分得很清。孔子从不把“君子”的道德标准施加在下层人民头上。他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所以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再回到前面于丹引用过的那两段话上，由于下层的人民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他们只能在意自己（包括家庭）的切身利益。所以，孔子在那里实际是从统治技巧的角度，来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告诉统治者要多给下层人民一点恩惠，这样才能巩固其统治，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我用偌大篇幅来争辩“君子”和“小人”的含义，强调孔子对二者有不同的道德标准，指出于丹一概而论是不对的，目的就在提出自己的一个主张，即社会精英尤其是国家公务人员，应该有更高的道德追求，用更高标准加以约束，而对大众则适度宽容，在经济发展、政治改良的前提下，逐渐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这也就近似孔子说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或者如他在另一处说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而若是按照于丹的主张，对每个人都采用“君子”的标准衡量，让大家都去集中心志修炼自己的“心灵快乐”，不仅很不现实，而且会减轻“精英”们的道德压力，甚至会使“前腐后继”的贪官有机可乘，逃脱刑律惩罚乃至道德审判。
我不否认孔子在政治上有保守倾向，但他毕竟是一位激进的社会批判家，一生坚守着自己确认的政治理想。即使他在晚年一心教学时，也在努力把弟子培养成能够实现其政治抱负的从政者，并对他们的实际作为十分关注。如他听说鲁国大夫季孙准备伐灭附庸国颛臾，认为这是不义的行为，是在制造邦国内乱，便严厉批评跟季氏为官的弟子冉求未加以阻止（《季氏》）。当他了解到冉求协助季氏借田赋改革为自家聚敛财富时，非常生气，立马宣布不承认冉求是他的弟子，并动员其同学们大张旗鼓地进行声讨（《先进》）。我从未见过孔子像于丹说的那么样教育学生，如果不能改变你不满意的现实，就改变自己的心情和态度。这种消极地逃避现实或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根本就不是孔子的态度。如果于丹真如有的批评者说的那样，是把《论语》给“去政治化”了，只是针对个人的生活处境而论，我倒觉得没什么可说。“阿Q精神”，有时也未尝不可用来医疗内心的伤痛。但问题是，于丹并未完全撇开她的政治视野。她把《论语》与国家的安定、政治的平稳联系起来，明确地说：“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把握分寸，谨言慎行，礼行天下，修身养性，我们会少很多烦恼，就自然会懂得为人处世之道。”她还借孔子“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和“不怨天，不尤人”等话题发挥，说：“一个人内心没有了‘忧’、‘惑’、‘惧’，自然就减少了对外界的抱怨和指责，也就增强了把握幸福的能力。而增强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学习的终极目的。”好了，不须再更多地引用了，我们已看到，于丹旨在教人们放弃对社会不公等不合理现象的批评。她认为最该批评的，是那些所谓“小人的心思”，如“一个人他每天就惦记着自己家的事情，比如我怎么样能够多买一套房，我怎么样利用一下福利分房政策，每天算计着自家的衣食居住”，以及“喜欢钻小空子，占小便宜”等等。原来，现在所有的社会问题，在于丹看来，责任都在普通老百姓身上。只要大家“改变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就会“心中有什么，他看到的就是什么”，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生活质量”。这说得通吗？作为现代人，以这样的态度为人处世，我们的民族会走向何方？
于丹和孔子虽处在历史长河的两端，但同样面对社会转型的剧烈震荡，并各自开出了救世的药方。不过，孔子开的是“止疼膏”，在跌打损伤的局部贴上一贴，能活血化瘀、消炎止痛，虽然说不准能不能伤把病治好，但至少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并维持其自主活动的能力，熬到痊愈的那一天。而于丹开的是“麻醉剂”，打上一针便使患者失去知觉，在手术台上任人宰割，手术成功了就能捡回一条命，手术失败了则呜呼哀哉，患者自己全然不觉也无能为力。我这么样打比方，是不是有点太刻薄了？拜托，请于丹女士用“平和的心态”多包涵吧！

染清尘

拜读问好！刚开始读书时是探幽索秘，渐渐的就会去伪存真，这是很正常的，于丹对于民主的解释也是仁智有别，对庄子的逍遥谈的更少。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