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鱼简单整理【贝多芬传】（上）

章鱼哥

对于一般的受苦而奋斗的人而言，他是伟大的，是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来到我们身旁来，好像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身边，一言不发，弹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哭泣的人。当我们对德与善的庸俗，斗争到疲惫的时候，到此意志与信仰的海洋中浸润一下，将获得难于言表的裨益。他赠给我们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的快感，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仿佛在他和大自然不息的沟通之下，他竟感染了自然的深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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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充满着毁灭与更新的涤荡的年代。我逃出了巴黎，来到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支撑我的童年的伙伴贝多芬身边，盼望着能休息一般时间。
我来到他的故里波恩。我观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我到科布伦兹访问了韦格勒的孙子们，在他们身上，我又看到了当年韦格勒夫妇的影子。在美因兹，我又听到了他的交响乐演奏会，由韦因加特纳指挥。
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心曲，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充满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他用强有力的手扶我起来，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礼。
在他的祝福之下，我再次踏上巴黎的归途，得到了鼓励，和人生再缔新约，一路向深明高唱病愈者的感谢曲。
《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作。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在重生与振作之后感谢恩人的。我知道，这恩人已经被我改换面目。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是如此。
那时候，法国几百万的生灵，那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的一代，焦灼地等待着解放的讯号。这讯号，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他们便去向他呼吁。
生在今日的人们已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远远了。但生在今日的人们是否能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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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传】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位，也永不欺枉真理。——贝多芬（一七九二年手册）。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一副运动员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阔的脸，到晚年才变得病态而蜡黄，尤其在冬天。当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
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往往有一副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情。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很短暂”，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救药的哀伤”。
瑞斯泰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
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弹琴时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慨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吃一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更加可怕；嘴巴颤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却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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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他失去了他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是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
她死于肺病；贝多芬自以为也得了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还有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1816年时他说：“不知道死的人真是一个可怜虫！我十五岁时已经知道了”
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担负着教育两个弟弟的责任；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金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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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不到他的实际年龄，瘦削的，笔直的，衣服的高领使他脖颈僵直，一副蔑视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笔记薄上写道：“勇气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来临了吗？……就在这一年中，整个的人应当显露出来了。”
特-博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鲁，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仁慈，只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要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这多美妙。”随后他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受益。”
然而痛苦已在扣门，它一朝附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在隐退。1796年至1800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他独自守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到1801年，他不在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诚挚的阿门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的可怜至极。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的衰退了。当我们在一起时，我已觉察到许多病相，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希望如此，可是希望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将不得不过着凄凉的生活，躲避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寻找栖身之所！虽然我曾发誓要超脱这些祸害；但又怎么可能呢？……”
他写信给韦格勒时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是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那么可观！……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能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么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作品里有所体现，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有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快的《七重奏》，清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
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在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欢乐。当“现实”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是不能一下子抹煞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长久地闪烁着。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还有另外一种痛苦。韦格勒说他从来没见过贝多芬不怀有一腔热情。这些热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然不知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是多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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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爱情的神圣毫不怀疑。他的密友申德勒确言“他的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罪过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他的确如此。他不断的钟情，如醉如痴，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痛苦的煎熬。直到相当的年龄，他激昂的性格，才在凄凉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01年时，他钟情于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为她题赠那著名的《月光奏鸣曲》。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的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首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
可是他为此付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窘于自己的残疾，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1803年，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随后她还利用贝多芬从前的爱，要他帮助她的丈夫。贝多芬立刻答应了。他在和申德勒会见时谈话手册上写道：“他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更要尽力帮助他。”但他因此而更瞧不起她。“她哭着到维也纳来找我，但是我更瞧不起她。”
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有这一次，似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经历了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他给他的兄弟写了遗嘱，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时为1802年10月6日）
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意志力才能支撑下来。
他的遗嘱里说：“把德行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行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撑我的是道德，使我不至于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还是道德。”
又在1810年致韦格勒书中说：“假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完成善行前不该结束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出于我自己的处决。”
他丧失了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太久了！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前的哀诉；可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坚强的天性使他不会遇到磨难就屈服。
“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刚刚开始。我看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离它近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点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的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以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人如果能活上千百次，那有多美！”
《热情奏鸣曲》俾斯麦曾经说过：“如果我能经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对于作品的最后一句，俾斯麦说：“这是整整一个人生的斗争与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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