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元代史：⒉元末明初间人民对元朝的好感。〈内容来源于网络〉

章鱼哥

作者在上面把元代说得那么好，却因篇幅所限，大都没有提出证据，恐怕读者不能无疑。（拙著「元史新讲」现已完成，此书约二百余万言，对於上述诸事，皆有详细讨论。）现在姑举二事为例，一以聊补前文的缺陷，一以说明元末明初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会怀念元朝。
第一，量刑从宽，是元代的普遍趋势。除朝廷整肃贪污外，终元之世没有兴过大狱，尤没有文字狱更没有杀过功臣。每年大辟（死刑）人数之少，尤为元代的一个特色。
世租本纪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记称，札鲁忽赤（断事官）合刺合孙言：「去岁审囚官所录囚数，南京、济南二路应死者已有一百九十人，若总校诸路，为数必多，宜留札鲁忽赤数人分道行刑。」
帝曰：「囚非群羊，岂可遽杀耶?宜悉配隶淘金。」
又据管如德传记称，一日，世祖语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再实也，而后罪之………」
兹将见诸纪录的宋元二代大辟人数并记於此，请读者自己对照一下。
元代：世祖、成宗二朝约五十年，差不多每年都有大辟人数的纪录（缺四年）。
世祖朝最多一年是至元二十年，二百七十八人；最少一年是中统四年，只七人；平均每年七十四人。
成宗朝最多一年是大德元年，一百七十五人；最少一年是大德六年，只三人；本均每年四十七人。
武宗以后无纪录，惟英宗本纪至治三年四月记称：「京师释囚，大辟者三十一人。』
宋代，据「文献通考」所载几个死刑人数：太祖开宝八年三月，有司言，三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零八人。真宗威平四年，天下断死罪八百人。仁宗天圣四年，刑部侍郎燕肃奏，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人。嘉佑五年，判刑部李诞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五百六十人。嘉佑七年，大辟一千六百八十三人。英宗治平二年，断大辟一千八百三十二人。宁宗嘉泰二年所记，天下上死罪一千八百十一人。
第二，元代最值得称道的是，只有正税，没有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
食货志说：「前代告缯（汉事）、借商（唐事）、经理（宋事）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
元代的正税也不重，且一代罕有提高税率。然有一事必须解释，古代翰林编修们没有经济学常识，往往误以税额（税收总额）的增加，视同税率的加重。以商税为例，「元史」食货志（据经世大典）的叙述累朝数次提高税额，最后说道：「天历之际（一三二八—二三一九），天下总入之数，视至元七年（一二七O）所定之额，盖不啻百倍云。」
此语似含有很大的感慨，今人且有以为在那六十年间（一二七O—三二一九），商税提高了百倍的（连我也曾信以为真），这真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元代商税三十取一，一代未尝增加过，所增的是税收总额，不是税率。
按元代行交钞（纸币），百年间，物价有过三次涨风，也就是交钞三次贬值。
第一次在至元十八年至二十四年之间，第二次在成宗、武宗二朝，第三次在顺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
后者是末年亡国因素之一，亦不在这六十年之内，且不谈。在上述六十年间，包含着二次物价涨风，作者曾经仔细分析过，估计自至元七年至天历间，物价大约涨了二十倍左右，也就是交钞贬值到原值的二十分之一。那么，原先售价三十文的货物，纳商税一文，天历间要卖六百文，自然要纳二十文的税，然其货币的实际价值则仍是一文。
照此计算，税额增加百倍，实际只增加五倍。而这五倍，应该是平江南后徵税地区扩大及六十年间商业成长率使然。
考至元七年时，江南未下，华北各省则刚刚进入拨乱为治的阶段，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工商业亦於大破坏之后，才开始复苏。至元十三年平宋之后，南北运河打通，海运尤便利，货畅其流，商业昌盛。同时人口增加，农村副业发达（特别是棉布业的迅速发展），社会消费力亦大增。在这种情形之下，六十年间商业成长率数倍，不但是应有的现象，事实上恐怕还不止可增五倍而已。因此，天历间较之至元七年，商税总额增加百倍，不但不是增税，还应该把这件事看作元代工商业欣欣向荣的一个证据。
本文虽限於篇幅，只能略举二例，然这二件事，已经充分表现出元代「政宽」的面貌，而政宽则最能博得人民好感。现在我们再从历史事实，来看看元末明初间，人民对元代好感的情形。
第一件事，是义军的踊跃和普遍。元代军队数量，比其他朝代为少，又因承平日久，到了末年，已经丧失了战斗力。
顺帝至正间的各地戡乱战役，不分南北，全靠当地人民自动组织及政府号召徵募的义军，替朝廷卖命。当时戡乱讨逆最有功的三员大将中，察罕帖木儿、陈友定二人，是义军起家的；答失八都鲁虽为蒙古名将后人，他的兵也以义军为主。这些义军皆对朝廷很效忠，后因大乱日久，局势益非，时移势转，才开始有少数义军降於叛军，而至死无贰心的则为数甚众。
第二，元代殉难人土很多，「元史」忠义传已经列举不少，「元史类编」、「新元史」等又补充了好些人，作者再从散见其他文献的加进去，列了一张表，约有三百人左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殉难人士中，儒士最多，且有进士出身者三十六人，其中有五人是第一名进士（明清始正式称状元）。「江西通志」所载元末殉节士人，尤多壮烈，兹举二人於此。
江西行省参政刘鹳，永丰人，被贼所执，幽於赣之慈云寺，其仲子述亦同在。鹑作绝笔诗云：「生为元朝臣，死为元朝鬼，忠节既无惭，清风自千古。」以诗付述，不食六日而卒。
萧彝翁寇乱家居，江西参政全子仁率师平袁州，辟彝翁为参谋。会伪汉陷庐陵，子仁遁去，彝翁叹曰：有城不守非忠也，遇敌不战非勇也，谋人军而不死，何面目见天下士乎?」投井而死。人争出之，三日不食，书衣带云：「男子之贞，犹女之烈，一有玷焉，万善难雪。』竟赴井死。
第三，元亡，儒士多以大元遗民自命，明太祖徵召多不应。应徵去修元史的，大都修完即告老回家，不肯受官。
王翰被徵召，自谓「义不仕二姓」，自杀而死。
戴良、王逢二人，「不忘故君旧国，所为诗文，悲凉感慨。」
戴良且因辞官忤明太祖，死於狱中。
还有陈亮，自以「故元儒生」，累诏不出，作「陈搏赋」以见志。
李祁隐居永新山中，自称「不二心老人」。
这些人多未仕元，而念念不忘元朝，最堪注意。
第四，以「说郛」、「辍耕录」、「书史会要」等书著名的陶宗仪，在元朝也没有做官。
明初，太祖屡徵之，皆不出。他所著「辍耕录」，是有闻必录性质，然除偶有二一篇讥讽元末军政者，如「非程文」之讥乡试弊端，「花山贼」之讥军队无能外，一般皆对元代多所表扬。
如「圣聪」、「隆师重道」、「端本堂」、「减御膳」、「文宗能画」诸篇，皆表彰文宗、顺帝二君之事；「宫阙制度」一篇，则称赞世祖节俭；前后二篇「后德」（卷二、卷二十六），则称誉顺帝的二后。
特别是「忠烈」一篇，详载元末殉节人士，其文末结论云：「是亦深仁厚泽涵养所致，孰谓百年之国而无人哉!」陶氏对元朝的好感，跃然纸上。
第五，洪武初，颁洪武通宝。商人以铜钱不便，喜用元钞，乃发行明钞。
「明史」食货志说：「洪武七年，帝以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使用钱，乃设宝钞提举司。」
第六，明初名臣方孝孺撰「林君（德）墓表」，坦言明初吏治不及元代。
原文云：「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大官，过儒生远甚。故儒多屈为吏，吏皆忠厚洁廉，宽以用法，而重於有过；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进而为公卿者，既以才能政术有闻於时，而在郡邑之间亦谨言笃行，与其时称。岂特吏之素贤乎?士而为吏，宜其可称者众也。元亡未久，而遗风旧俗与之俱变，求之於世，若林君者盖鲜矣。………」（逊志斋集卷二十二）
第七，学术方面，元代的诗文书画，至明初仍大受欢迎，元曲尤为明人所爱好。
宋濂主编的在「元史」，相当客观，绝不渗入一点汉人排夷观念。
永乐中人胡粹中所撰「元史续编」，态度亦然。兹举三个人的事为例，以见一般：
赵孟俯（子昂）诗、书、画三绝，兹只略举明初人士对其书法的称誉，以备下面与护骂之词作对照。
宋濂说：「赵魏公留心字学甚勤，义、献帖凡临数百遍，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岂无其故哉?」
徐有贞说：「魏公书於规矩之中，自有神仙蜕骨风度。」
王鏊说：「近世以书名家者，惟松雪公最得二王笔法，几所谓未达一间者。」
方孝孺说：「宋之季年，书学扫地荡尽，而诗尤壤烂不可收拾。文敏公生其时，而能脱去陋习，上师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书尤为当世所贵重。」
又说：「子昂书如程不识将兵，号令严明，不使毫末出法度外，故动无遗失。」
解缙说：「文敏神明英杰，仪凤冲霄，祥云捧日。」
又说：「天资英迈，积学功滦，尽掩古人，超人魏晋。」（参看马宗霍「书林藻监」）
宣德十年正月，英宗郎位，四月，以元学士吴澄从祀孔子庙庭（明史英宗本纪）。
杨士奇等「议吴文正公从祀」奏议，载在「明文衡」卷七，内称：「………今澄所著具在，我国家崇儒重道，大明四书五经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见采录，以惠学者。盖澄问学之功，朱熹以来，莫或过之。而从祀诸儒，白荀况下至范窖，语其事功，皆未及澄………」
永乐中为国子祭酒的胡俨，有数则杂记，对虞集其人其诗，至为钦佩。「虞文靖公知人」一则，首先录下「元史」虞集传识袭伯聪不得善终一事；继又记其识余阙於文名未著之时。其结语云：「乃知前辈观人，自有定鉴。」又在「萨天锡诗记」一则，记虞集改萨诗一字（地湿厌闻天竺雨，改为地湿厌看天竺雨），难但云萨大服而去，言外之意，自亦至为佩服。（明文衡卷五五）
第八，元亡后流落中国的蒙古色目人，完全不受汉人歧视，更是元政不苛及人民怀念元朝的反映。
让我先引两个相反的史例作为对照：（一）「晋书」卷一O七石季龙下记称：「石闵（即冉闵）躬率赵人诛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郊外，悉为野犬豺狼祈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於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二）金人亡国后亦类似，「元遗山文集』所载：「完颜怀德碑」称：「民间仇拨地之怨，睚肶种人（女真），期必杀而后已。寻踪捕影，不三二日，屠戮净尽。」
元亡后，见於明初公私文献的蒙古色目人很多，或仕明，或经商，或隐居，或教学，或流浪四方，行医卖卜为生，到处皆不受汉人歧视或干扰逼。
「日知录」卷二十三记称：洪武九年（一三七六）闰九月，淮安府海州儒学曾秉正言：「臣见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
第九，下节所述马翌对明太祖说的，「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实际是代表元代遗民的一般意见，中国人民最怕官吏麻烦，政宽是人民最欢迎的，所以元亡之后，人民仍多坏念。
由上述诸纪录可以看出，后人论元史者，或以民族主义史观，视元朝之亡为民族主义打倒鞑靼；或以社会主义史观，视元朝之亡为农民革命胜利，皆只是一偏之见，在历史上找不到充分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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