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那根辫子

参考消息 · 发表于 2009-10-14 10:12:44

“五四”运动期间，辜鸿铭先生到北大任教，面对嘲笑自己辫子的学生，他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马上剪掉，然而，诸位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容易剪掉的啦。”是啊，及至现在，许多人的脑袋里是不是也有一根剪不掉的辫子呢？ 
 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辫子好象也许有剪掉的，象《药》和未庄里的那一群人物。但给人的感觉总是愚昧落后，胆小怕事，萎靡不振。有许许多多的不舒服、不协调，他们脑袋里是不是也有一根剪不掉的辫子呢？ 
 毛泽东说：雄鸡一唱天下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他又说过，中国今天的社会是从历经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下演变过来的，要想改变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中的某些封建残余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等待。 
 他老人家所说的封建残余是不是也是指存于人们脑袋里那根看不见、摸不着、难以剪掉的辫子呢！ 
 一百多年前的中国，正处于积重难返、举步维艰的苦难岁月中。清政府政治腐败，科技落后；民不聊生；处处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国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腐朽没落的政治体制下，国民既要承受来自官僚资本的经济压榨，还要经得住封建官僚的政治压迫以及外来侵略者的掠夺、歧视，那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谈！掉在他们脑后的辫子成为被人耻笑的谈资。国民对清政府失望，对青天大老爷失望，连对自己也没有信心了，沉沦在毁灭还是奋起的边缘。长期以往，国人被冠以“东亚病夫”的蔑称，这既是西方列强对我国民的精神诬蔑，也是清政府政治不清明、维新不坚决之咎由自取。那根象征臣服于鞑靼的辫子，既是汉民族耻辱的象征，也是封建制度奴役国民的象征，成为国民心中既挥之不去又难以割舍的阴影和劣根。 
 说到东亚病夫，清政府实乃罪魁祸首之一。看看《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对腐朽没落的清代官场生动而形象的描绘，揭露的是多么深刻。贾雨村在领受了门子抛来的媚眼后“即时退堂，至密室”，门子道：“如今凡做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姓名还保不成呢！”待他拿到“护官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后，便徇情枉法，草菅人命；早把什么皇帝、正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康乾盛世的1793年7月，英国人怀着对富强文明的满腔热情，对东方古国的无限敬仰之心，由马嘎尔尼勋爵率团到中国访问考察。他们乘“狮子号”航船到达天津大沽口，在没有谋求获得帮助的情况下，得到清政府官员免费提供的大量生活用品后，却发现看热闹的国人争先恐后地下海打捞他们丢弃的废品和死去的家畜。在从天津去北京的路上，英国使团看到的是满目疮痍“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英.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比经济上的贫穷更令人发指的是清政府政治上的专治、黑暗、野蛮以及国人的冷漠，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和公共观念的无情现实。清政府官员对雇佣的老百姓不付报酬、随意打骂，国人对翻船掉进河里苦苦挣扎的同胞置若罔闻，最后竟是英国人开船过去救援，这是多么惊心动魄、令国人羞赧汗颜的悲哀一幕。从此之后，马嘎尔尼对中国文明的敬意和好感荡然无存，竟成为主张武力教训清廷的主战派人士。英国人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把清政府描述为：“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治主义暴政的典型”“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国民怎会不得病；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不得病的人才不正常；正常的人反而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东亚病夫”之病，根源在制度，是专治暴政的必然结果，是缺乏民主自由的必然结果，是人的个性得不到尊重和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主张的必然结果。什么是民主，刘墉先生在他的《不可不知的人性》中说：“民主是你可以在投票之前争得面红耳赤，结果出来之后，即使不如你的想法，你也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什么是自由，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心理状态。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又有不损害他人的责任和义务。而那个社会正是缺乏这种制度的社会。所以才疾病蔓延。这种病的病像是自私、狭隘、冷漠、胆小、懦弱，毫无责任心；以实用主义为己任，有奶便是娘。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怕有一点点的对自己并不适用的利益也要去争取、去哄抢，仅仅是为了宣泄愤懑或获得心理上的快感。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对生命，对真善美，对假丑恶无动于衷；对利益趋之若鹜，敬权力若神明；从不管法律和公德；也不要什么制度和信仰；因为国民的这些追求往往会导致自己失去自由甚至丢掉性命。东亚病夫是制度的后遗症，在这里病因和病象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国人对自由的追求由来已久，庄子在《逍遥游》中为自由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汉代郑玄的《周礼》有“去止不敢自由”之句，古诗“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对自由的理解已接近于今天。蒲松龄《聊斋志异.巩仙》：“野人之性，视宫殿如潘笼，不如秀才家得自由也”。这里说的自由是广义的自由。从政治方面说，自由是人们有权选择自己赞同的执政者，也有权放弃自己不赞同的执政者。就像《道德经》说的，执政者是要“以百姓心为心”，完全按照老百姓的意愿管理国家。如果执政者不能做的时候，老百姓有权更换，选择能够真正“以百姓心为心”的领导者。现代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保护人民的政治自由，尊重人们的自由意识，维护人们的行善的自由，并制止侵害他人的恶行。从这一点上说，人们对自由的选择，实质上也是一种不“自由”。从哲学的观点讲，人不能逃脱自然的桎梏，选择错误的自由，必然导致自由的痛苦，人是生而要选择自由之苦的。但是，古人说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想必这个利害谁都能分得清。 
 旧日之辫子是东亚病夫的象征，今日之“东亚病夫”成为辫子的影子。 
 1915年10月，在各省长官监督下，选出的国民代表1993人，进行国体投票，结果除一票反对外其余所有人都拥护袁世凯复辟称帝。时过不足五十年，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当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说了说农民生活太苦、责备政府建设缺乏计划的时候，立即遭到毛和周的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舆论又出现一边倒的现象，与会代表都象38年前支持袁世凯那样异口同声地反对梁漱溟。我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有“人”拉出一只鹿来，问一问全国的“中流砥柱们”这是什么？套一句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话“不敢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说是“马”。教授尚且如此，我们再听听江苏省建设厅厅长的说法：“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要把说假话当成一种习惯，不，当成事业这，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做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说什么要根据需要。”这样的官带出的风范与教化出来的国民及其后代，岂不是二千多年前赵高的传人，岂不是指鹿为马的高手？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有理由相信戴在中国国民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一去不复返了，也应该相信长在国民脑袋里面的那根辫子还没有完全剪掉。有理由相信国民的身体能在一夜之间站立起来，也应该警觉国民的思想、精神还没有完全独立。发生在杭州的哄抢三十元旅游券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对于今天发生在本国精英阶层??政府机关的种种，则无需本人引经据典加以赘述。总之，阿Q之精神胜利法至今还在国民中大行其道，特别是一些大学生亦对阿Q精神极力推崇便是最好的例证。有人信奉剪掉辫子就是革命，也有人相信一夜之间中国人民能从东亚病夫变成东方巨人；但是，当论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总有人把封建制度在中国的广泛影响，把封建流毒对国家的严重侵蚀，把官场职能需要长时间的转变，把官场作风需要长时间的改革作为铿锵有力的托词来理论天下。因此使用中国特色来解释当前政治中的猫腻便顺理成章了。因为有辫子这根坚强的支柱，还有封建时代的阴魂在那里招摇。 
 有道是，难道国人早就“站”起来了，而政治制度和政治官员还能一直躺在封建官僚思想的“席梦思”上酣睡？这岂不成为“对立统一规律”对哲学的最有力嘲笑。 
 因此，当有人在演唱：“今儿个老百姓呀真呀真高兴”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唱歌的人高兴，还是作词的人高兴，抑或是老百姓因为有人能象封建社会那样代表他们高兴而感到高兴。如果真是这样，我到想起庄子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哀莫大于心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14 10:23:19编辑过]

水云间 · 发表于 2009-10-25 17:46:50

在历史上，每种政治制度建立之初都是有生命力的，但是过了一个阶段，这种政治制度的弊端会逐渐暴露出来，如果不及时进行整治，当官僚们劣根性和贪婪性愈演愈烈时，当民众不堪忍受时，那么改朝换代就在所难免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25 17:47:08编辑过]

天涯一剑 · 发表于 2009-10-27 22:39:05

说理透彻，侃侃而谈，让人觉得很有那种酣畅淋漓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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