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说儒教》 第一章 儒行

大闲人

一

自中国春秋时期孔子兴学设教以来便有了儒教。经过战国时代的激烈争论，自汉而后，“儒行”一直被奉为人道之教，代代相传。几千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及平民百姓，凡可作为优良的行为准则的，无不导源于“儒教”。它孕育了人类的精神文明，这文明浸含于实践之中，称为“儒行”。人类史上无数仁人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教”也就是这样通过“儒行”一代代为人类的先进分子继承下来，经久不衰。几千年来，“儒行”表现在各界层人们的行为之中，无论是有意识的也好，无意识的也好，只要与人交际，便有一个理性的尺度，这就是以“儒行”为标准，不论是要求自己或是衡量别人，都要用这个尺度。

二

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鲁派公华、公宾、公林以重礼迎孔子归鲁。孔子去鲁访问列国，颠沛流离凡十四年，至此结束。鲁哀公接见孔子，两人之间的一次严肃的对话，是为“儒行”。是年孔子六十八岁。
原文：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
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缝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俗），不知儒服。”
哀公曰：“敢问儒行？”
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
哀公命席。
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立身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之难 ，其坐起恭敬，言必先行，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豫备有如此者。
“ 儒有不宝金玉，而以忠信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蓄也。非时不见（现），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蓄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财货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见利而不亏其义;劫之以众而不惧,沮之以兵而不慑,见死不更其守;骘虫攫搏,不程其勇;引重力,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报,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住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辩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守,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荜门圭窦,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近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以法，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民赖其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而相示也，爵位以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默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治世不轻，乱世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砺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和志同方，营造同术，并立即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守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溷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哀公既闻此言也，言加信，行敬之，曰：“终没吾世，弗敢复以儒为戏。”

三

《儒行》的记述是多方面的，儒者众多，各人随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而各有其独特和适宜的表现。《儒行》中所陈述的各色儒行的表现，是孔子在漫长的经历中和弟子们共同奋斗的概述，也是孔子对自己近七十年人生的总结。
总观儒学，发轫于春秋，阐扬于战国，坑焚于秦而独尊于汉，唐宋而后累世不衰，代代都有可歌可颂的儒者出现。“儒教”之学说，创造了人类至上的精神文明，它博大精深，历久弥彰。历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一次次反孔活动，也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况下，针对时政中某些特异现象，对一些假借儒学作掩护的“独夫”“民贼”予以揭露和批判。一旦事过境迁，被讨伐的具体人物不存在了，也就批判归批判，儒学归儒学。每一次批判活动都成为对儒学真理的证明。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尊儒者兴，轻儒者亡。
《儒行》很重视“信”。如治国，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是治国的信。在为人处事上，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至于立身，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吗？
儒行在于强调个人的自修。要培养自己有崇高的道德品质，成为卓异特立之士，不因贫贱而困迫失志，不因富贵而欢喜失节，坚持自己的志向，以道义自居，不受外界的干扰。他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其行本方立义，有坚定的信念，，在世道动乱的时候，能有清醒的头脑，不为流言邪说所迷惑，在关键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为人民指引光明的道路。
在交际中，儒行要求“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人的相处完全是平等的关系，是谓“可近而不可迫也，可亲而不可劫也”。一个儒者 从来是文质彬彬，和善有礼。儒行总结了人类史上人际交往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促使人的行为进入高度的文明。
儒教借儒行而实施，是儒学功能见诸实际的具体行为。这一行为涉及人类生活各个方面，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包容蕴蓄，丰盈厚积。这其实就是孔子在总结了历史进化后，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治世哲理，总命之为“仁”的学说。
《儒行》》中讲“仁”不是抽象的哲理玄想，而是能够躬亲体现的，：“温良者，人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逊）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在待人接物方面，体现人与人之间平等互爱，温良谦让的态度，敬慎地处事，宽厚的待人，逊接地交友，合乎礼节地表情，文明地言谈，和善地歌乐，对贫困人家接济。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社会的人类应切实施行的。
《儒行》要求，人应具备恭敬忠信的道德品质，所谓“居处齐难，其起坐恭敬，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孔子的一生，主要的目标在于推行仁政。但他决不与专制君主同流合污，也不损仁而求高官厚禄。孔子入齐见齐景公，齐景公欲将禀丘之邑赐予孔子，孔子辞而不受。入谓弟子曰：“君未之行而赐吾邑，其不知丘甚矣”。于是遂行。这时，曾子从孔子于齐，齐景公以下卿之礼聘，曾子固辞。如果只图享受，他们是不会这样作的。充分体现了“虽分国，如锱铢”的精神。人主用之，则势可治国安民，不用则退入俗籍而自修自重。这种人虽隐于穷乡居于陋屋，人莫不贵之。一个真正的儒者，他当政则美政，在乡则美俗。所以他们可上可下，没有患得患失的心理和行为。
《儒行》的实践要求，在于能够以身作则，事事做出人民的表率：“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弟，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这是孔子推行的“七教”。总的意思是要端正社会风气，执政者要从自身做起，要层层树立起模范，层层首领都起表率作用。这是由于“下之事上也，不从其令，从其所行，上好是务，下必有甚焉者矣”。
“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是儒行的又一特点。事实证明，只有贤者当位，人民才有幸福太平。因为社会是复杂的，要处理的事物是多样的，单凭主管一个人搞专制是不行的。古人把“学而优则仕”的人称为君子，但君子并不是全能的，荀子说过：“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偏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偏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谓也”。孔子说的“君子不器”也是这个意思。
儒家对于举贤从来就很认真，他们“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最是大公至正的。从不假借“举贤”搞团伙，也不假冒“举贤”为亲友子弟“抢纱帽”。儒生对于举贤有时是非常执着的。受孔子称赞的史鱼有一个“尸荐”的例子，大家应该是都熟悉的。这种用生命推荐贤者的精神，正是仁的功用。
儒行中还有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孔子称赞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自己也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前提当然是他们有很高的才学，抱着“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处世态度。有人认为这是消极避世的态度，其实能在无道乱世隐身洁志，这本身就需要高强的才智，是仁的一种具体表现。正如我对许多大学生抱怨找工作难时说的那样：一流人才不用找工作，二流人才工作找人，三流人才人找工作，四流人才找工作没人要。话虽过激点，还是有利于抱怨者个人定位的。
时移事异，“儒行”毕竟是从理论层面上说道，在具体实行中，应要“因革损益”但决不可有背仁道。只有这样，才能“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也才能“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用这种精神来为学、为人、为道，利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