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振兴中国诗歌？

时东兵

如何振兴中国诗歌？

时东兵

诗人、诗意还能离我们有多远？作为炎黄子孙，最深刻的记忆是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前辈都会叫我们背唐诗宋词，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诗意的元素。中国文明的精神核心是诗性文化，这既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的标识，也是民族内部自我认同的身份证明。“诗人”一词，战国时就有了，《楚辞•九辩》注释说：“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曾经，诗人的地位高山仰止。唐朝有个醉卧龙床的李白，翘起二郎腿，让高力士弯下腰脱鞋子。那个告诉天下游子：“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高适，在安史之乱立下大功，最终封侯。再说当年默默无闻的白居易到洛阳，拜见著名诗人顾况，读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被深深地打动：“能写这样的好诗，在洛阳居住就容易了……”现在，你敢想象凭借一首好诗，就能在上海安居吗？诗人的地位很高，不仅是在古代中国。“桂冠诗人”源于英国，1668年约翰•德莱顿被查理二世冠以英国首位“皇家桂冠诗人”以来，享有这一荣誉的都是各个时代公认的优秀诗人。
诗人应该知道三件宝：爱、激情、人文。爱跟责任同行，没有责任是不完整的人；激情背后是创造，教育核心是创造性；人文代表智慧，智慧才能照耀前行的路。这些都离不开诗歌艺术的熏陶，诗歌点燃爱和激情，诗歌擦亮智慧，让校园充满人文气息。遗憾的是现在图书馆书架上，《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往往落满灰尘，而现代自由诗选本更是读者寥寥，这不仅只是一种尴尬与悲哀，更严重的是，我们拿什么同西方及其他民族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大文豪鲁迅先生说过，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诗经》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库，唐诗和宋词是中国诗性文化发展的巅峰，诗性文化塑造了我们民族独特的历史实践方式和文化创造模式，既是我们正本清源的寻根之旅，又是面向世界创造先进文化的扬帆之旅。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朱子说，读书目的在于“变化气质”，因此，守护诗性文化，从阅读诗歌开始，回归我们的精神之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
在此，我们不妨对中国诗歌的沿革做一个简要回顾。中国古典诗歌，始终以韵文的形式出现。《诗经》的定型，基本以四言为主，及至《楚辞》，则采用三言至八言不等的句式。汉赋散韵相间专事铺陈，是诗歌的变异，两汉乐府诗又是从四言诗向杂言、五言诗的转型。直到隋统一，发展为七言诗。东汉佛教初入中国之前，中国古典诗歌发展遭遇瓶颈，是佛教东渐才得以打破。佛典汉译，方块汉字陷入表达上的窘境：用单音节的汉字来翻译多音节的梵文，由此大量梵文翻译体的字词产生了，如：平等、涅?、世界、觉悟，等等，为汉字注入了新的血液。自唐诗宋词各自登上巅峰，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度，诗人在创新上面临着几乎无解的难题，只有大胆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另辟蹊径寻找新的生长点，才有可能让现代诗再度辉煌。鸦片战争使得中国文化（诗歌也不例外）遭遇第二次巨大挑战，至今余波未绝。
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文化运动，涌现出来大批文学社团及作家、诗人，不难看出，新文学的创造者，大都是以教师为主导、青年学生为主体力量的，校园成为新文化的摇篮。而白话文写新诗以决裂的方式，切断了千年古典诗歌的血脉。新诗秉持民主、自由、科学的精神，以及对时代性和价值观的追寻和认知，它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演进，而是脱胎于西方的自由体诗，新诗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它的“形”和“音”，至今还未获得国人的普遍认同，这需要漫长的时间。试想佛教用了七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给了中国古典诗歌以重大影响。而中国新诗的探索只有百年时间，读者应该耐心地等待一个崭新的诗歌黎明的到来，诗人更应该用丰富的想象力，拥抱高山之巅冉冉升起的新诗，在中西文化大融合中获得再生的强大动力，承担起母语革新的先驱使命，重铸中国第三次诗歌的黄金时代，因此，需要培养一波又一波推动现代诗歌发展的弄潮儿，在大浪淘沙中，优秀的诗篇和杰出的诗人，就有可能后浪推前浪地大量涌现，当代诗人有能力去推波助澜，完成振兴诗歌的使命。
针对20世纪初美国物欲横流的商业文化，美国著名学者萨顿就倡导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家欧文•白璧德的著作《批评家和美国生活》被认为是新人文主义的宣言，主张以“人的法则”反对“物的法则”，强调文学必须维护传统，表现“良心理智”等等。生活在都市的人们，无法摆脱拥挤不堪的人群，身陷各种有害气体中，很多人晕头转向，人们渴望重新建立属于生命生长的元素和秩序，让柔软的心灵回到恬静温馨的诗歌中。诗中深邃的意境、唯美的诗意、丰富的想象力，是直指世界本质的力量，重构世界良知和社会美德，使身处钢筋混凝土丛林之间的人们不至于迷失方向。其实，中国文化自古就强调人文价值，最早的学术著作《易经》，就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积淀了十分厚重的人文观念，对中国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理论指导意义和实际的推动作用。
中国的崛起必须具备强大的文化支撑条件：强化国家意识，坚守文化传统，增强文化感召力，培养开放的民族心态，坚持思想引领和制度创新。“创新，自信，包容”是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文化力量。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曾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非常重视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崛起和世界秩序重建的重要作用，但他片面强调文化冲突的一面，忽略了在平等态势下文化交流的另一面。请看，在广州举行的第6届“诗歌与人•诗人奖”上，给特朗斯特罗姆授奖词中写道：“塑造精神生活和说出神秘是特朗斯特罗姆写作的两个尺度，他用自己的尺度量出诗歌的边界……每一首诗都像原子弹，隐藏着无穷的威力。”这样的文化交流，在东西方之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那么，如何学习现代诗歌？首先，游刃在诗内，功夫在诗外。向诗歌学习，古今中外的一切好诗都要学，尤其是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红楼梦》里有一个香菱学诗的故事，曹雪芹借黛玉之口，为初学诗者提供了诗内法的路径。当然，条条道路通罗马，但必须从基础做起。向生活挖掘，陆游有句名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王维堪称范例，他是一位大画家，是南宗画派的开创者，在中国画史上影响至巨。此外，他还是出类拔萃的音乐家，所以能够熔诗歌、绘画、音乐于一炉。诸如“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千古绝唱。王维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如诗：“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因此，诗外的知识多多益善。苏东坡曾评价：“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其次，知行并举，研究与创作并重。在古代，“知行并举”是普遍现象，学者写诗，诗人做学问。如，曹丕不仅是杰出诗人，他的《典论论文》更奠定了他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崇高地位。在看看宋代的几部诗话作者，梅尧臣撰《梅氏诗评》、苏轼撰《东坡诗话》、苏辙撰《诗病五事》、黄庭坚撰《黄山谷诗话》、秦观撰《秦少游诗话》、姜夔撰《白石道人诗说》、李清照撰《词论》等，无一不说明知行合一方能成就大家。到了近现代，许多著名学者继承了“知行并举”的优良传统，比如陈寅恪，真正的国学大师，在著书立说之余，同样不乏吟诗作对的雅兴。
最后，勤咏苦吟，开拓创新。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集会，会上各人作诗，王羲之为诗集写《兰亭序》，成为曲水流觞的佳话。贾岛把写诗完全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中，“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正是这种精神，使他跻身唐代一流诗人行列，且看：“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的确非苦吟不能得来。在众多著名诗人中，苦吟者绝非贾岛一人，天才诗人李贺亦如此。即便豪放的辛弃疾，创作也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红楼梦》里，大观园中贾宝玉与园中众裙钗结社吟诗，春咏桃花，夏歌海棠，秋诵黄菊，冬吟红梅。只有慢下来，诗情才会萌生，生命才会苏醒。
如何振兴中国诗歌？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诗性。没有诗性就没有创新，诗性思维恰好是自主创新、现代化和未来发展的需要。诗性首先是灵魂，而不是躯壳，是内容，而不是形式；诗性是人性集中而艺术的反映，是各个时代思想感情、社会心理的表现。中国诗歌是以德为本，几千年来几经嬗变，但灵魂是价值观、理想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愿望和追求，又恰恰是当代人缺失的精神。还在我年轻的1986年，能够容纳18000人的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欢呼雀跃，掌声雷动，不是明星的演唱会，却是一场诗歌朗诵会，如此盛况，至今想起还是激动不已。那时，诗歌已远远超越了本身的审美属性，在民族的视野中，诗歌女神成为一种精神寄托，一种理想载体，一种解放思想的生命力！“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伟大的作品具备穿透社会的能量，它不会匍匐在现实之下，而是具有超越性的力量，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必然存在对未来的美好想象。
当下的世俗社会，金钱似乎比诗意更能诱惑人，读者没有了闲情逸致，诗人也耐不住寂寞，如同相恋的情人，都在更关注房子、车子，而爱的纯洁性甚至不再提起，大量充斥的口水诗、“梨花体”甚至下半身等劣诗、伪诗，大大败坏了读者欣赏诗的兴趣，中国诗歌想要重新赢得读者，需要诗人沉静下来苦吟，走出孤芳自赏、自我炫耀的小圈子，敞开心胸拥抱这个“既是一个最好的，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无论是长啸还是短歌，都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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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夢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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