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音乐性的一点看法

江南小山

看到有说汉语本身就有记谱功能的一个发现。这个观点很新颖。未敢苟同但是，确实很有可谈论性。古乐谱失传窃以为还是技术的原因比较多，我国其实一直没有系统的乐音记录方法，所以古曲基本是靠口口相传，必须“师授”。最早的记谱方法大概就是古琴的“减字谱”吧，但是减字谱其实只记录了指法，没有节奏和标准音的标示。而我国历朝历代的标准音高几乎都是不一样的，换朝代了可能重弹的曲子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现在很多发掘古乐的人一般都是从民间音乐入手，这其实寻的是口口相传的路子。或者这个才保持有最原始的味道吧，不过相信经过流传，也有变异了。要恢复到最原始的风貌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还是立足于当代比较好吧。

汉语独有的四声，是否是从歌唱中来；歌唱对语言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否汉字本身就具有记谱的功能，窃以为这个结论上还是慎重为好。如果有，我倒觉得应该是语言对歌唱或者说音乐的影响性在先，而不是反过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类发现用声音来传达信息时候起，语言就是通过不同的发音来传载信息的。如果把这看成“歌唱”，那么这个歌曲应当是非常原始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大概相当于鸟的鸣唱，我们听来如乐曲，谁知道鸟类是否却是在以这种方式说话呢。那么如今我们从汉语读音中发现出来的音乐性，就更接近于我们这一民族发声的原始特点，而未必跟古乐曲的记载和传承有多大的关系。

任何一种事物都是从懵懂生发的，到分辨出各自的个性和功能的时候，才具有独立意义。我相信语言作为表意的传载工具成熟以后，就离音乐越来越远了。而音乐从具有欣赏性以及宗教功能等等功能被发掘出来以后，也就成为一个独立分支继续发展。在歌曲的演唱上两者纠结，再纠结，或许能引起一种最原始的共鸣，那便是所谓诗，所谓词吧。据说古代很有一些词人，比如李清照，姜白石等等从词的咏唱性上做了大量探讨，但那也是在文明肇始的数千万年之后了。所以说，语言还是以表达思想和情感为其要务的，而并不在于记谱。那么，古曲谱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古汉语的发音，就成为一个需要探讨和明确的问题。是否古歌曲就是一种说唱？抑或在礼尚往来的两周已经演化成一种与音乐相配合的成熟歌曲形式？这个有大量的空间要去摸索探明。中国古代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大概从商代始，夏以致三皇都只在传说中。但有传说，也就有了语言。而古乐我们使劲儿追溯，大概也只能到商周。这里是有不对等性的。

但无论如何，简单将现代汉语捆绑于歌唱，都是不恰当的吧。便好似让人返回鸿蒙之初，用鸟语沟通。

江南小山

补充两个论证。一个是师旷学琴，一个是孔子学琴。从两者看，前者大概说明音乐之来源是心灵以及自然，后者说明来自师传以及对文明的体验。似乎正说明无论如何，都不是用文字来记谱的。音乐更多的是自然和心灵的音声。

而诗词正在这一境界与音乐契合。更说明诗词是高于语言的。我曾经说过，诗词不是用来写的，而是用来唱的，便是指更倾向于一种意绪情感的表达。而好的诗词不是用来评的，而是用来品的。即使叙事诗，也无不具有浓烈的情感色彩。把诗词当文章写，未尝不可，但即如老杜允推双璧的长篇叙事，又有多少人能熟看爱咏并乐此不疲呢？倒是歌行一体保持了更多的音乐性吧。所以读孔雀、木兰、西洲、长安、长恨、琵琶，更具有感染力。

把诗当作文章是一种迷失。然则或许古已有之。但最分不清楚的，正是杜甫。然后诗词也成为文人炫技的一种工具。炫耀文技也好，炫耀乐技也好，最后倒是王国维拈出了“境界”两字。拈出一个“真”字。唯真境遇可以写境可以造境，也唯独有境方为好的诗词。而音乐性，自是周邦彦姜白石等音乐大家一脉遗传。

可笑的是，现今很多不懂音乐的人，倒很愿意继承他们的衣钵。所以，诗词的音乐性被无端的夸大了。但若到了汉语本身就具有记谱功能的地步，则恐怕会身为宋国笑了。

江南小山

把诗当作文章是一种迷失。然则或许古已有之。但最分不清楚的，正是杜甫。因为这忽略了它表达情绪的功能,于是就弄出森严的格律和各种体的写作方法。然后诗词也成为文人炫技的一种工具。炫耀文技也好，炫耀乐技也好，最后倒是王国维拈出了“境界”两字。拈出一个“真”字。唯真境遇可以写境可以造境，也唯独有境方为好的诗词。而音乐性，自是周邦彦姜白石等音乐大家一脉遗传。

修改一段

江南小山

汉语音乐性的一点看法

看到有说汉语本身就有记谱功能的一个发现。这个观点很新颖。未敢苟同但是，确实很有可谈论性。古乐谱失传窃以为还是技术的原因比较多，我国其实一直没有系统的乐音记录方法，所以古曲基本是靠口口相传，必须“师授”。最早的记谱方法大概就是古琴的“减字谱”吧，但是减字谱其实只记录了指法，没有节奏和标准音的标示。而我国历朝历代的标准音高几乎都是不一样的，换朝代了可能重弹的曲子就不是原来的味道了。现在很多发掘古乐的人一般都是从民间音乐入手，这其实寻的是口口相传的路子。或者这个才保持有最原始的味道吧，不过相信经过流传，也有变异了。要恢复到最原始的风貌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还是立足于当代比较好吧。

汉语独有的四声，是否是从歌唱中来；歌唱对语言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否汉字本身就具有记谱的功能，窃以为这个结论上还是慎重为好。如果有，我倒觉得应该是语言对歌唱或者说音乐的影响性在先，而不是反过来。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类发现用声音来传达信息时候起，语言就是通过不同的发音来传载信息的。如果把这看成“歌唱”，那么这个歌曲应当是非常原始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大概相当于鸟的鸣唱，我们听来如乐曲，谁知道鸟类是否却是在以这种方式说话呢。那么如今我们从汉语读音中发现出来的音乐性，就更接近于我们这一民族发声的原始特点，而未必跟古乐曲的记载和传承有多大的关系。

任何一种事物都是从懵懂生发的，到分辨出各自的个性和功能的时候，才具有独立意义。我相信语言作为表意的传载工具成熟以后，就离音乐越来越远了。而音乐从具有欣赏性以及宗教功能等等功能被发掘出来以后，也就成为一个独立分支继续发展。在歌曲的演唱上两者纠结，再纠结，或许能引起一种最原始的共鸣，那便是所谓诗，所谓词吧。据说古代很有一些词人，比如李清照，姜白石等等从词的咏唱性上做了大量探讨，但那也是在文明肇始的数千万年之后了。所以说，语言还是以表达思想和情感为其要务的，而并不在于记谱。那么，古曲谱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古汉语的发音，就成为一个需要探讨和明确的问题。是否古歌曲就是一种说唱？抑或在礼尚往来的两周已经演化成一种与音乐相配合的成熟歌曲形式？这个有大量的空间要去摸索探明。中国古代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大概从商代始，夏以致三皇都只在传说中。但有传说，也就有了语言。而古乐我们使劲儿追溯，大概也只能到商周。这里是有不对等性的。

但无论如何，简单将现代汉语捆绑于歌唱，都是不恰当的吧。便好似让人返回鸿蒙之初，用鸟语沟通。

补充两个论证。一个是师旷学琴，一个是孔子学琴。从两者看，前者大概说明音乐之来源是心灵以及自然，后者说明来自师传以及对文明的体验。似乎正说明无论如何，都不是用文字来记谱的。音乐更多的是自然和心灵的音声。

而诗词正在这一境界与音乐契合。更说明诗词是高于语言的。我曾经说过，诗词不是用来写的，而是用来唱的，便是指更倾向于一种意绪情感的表达。而好的诗词不是用来评的，而是用来品的。即使叙事诗，也无不具有浓烈的情感色彩。把诗词当文章写，未尝不可，但即如老杜允推双璧的长篇叙事，又有多少人能熟看爱咏并乐此不疲呢？倒是歌行一体保持了更多的音乐性吧。所以读孔雀、木兰、西洲、长安、长恨、琵琶，更具有感染力。

把诗当作文章是一种迷失。然则或许古已有之。但最分不清楚的，正是杜甫。因为这忽略了它表达情绪的功能,于是就弄出森严的格律和各种体的写作方法。然后诗词也成为文人炫技的一种工具。炫耀文技也好，炫耀乐技也好，最后倒是王国维拈出了“境界”两字。拈出一个“真”字。唯真境遇可以写境可以造境，也唯独有境方为好的诗词。而音乐性，自是周邦彦姜白石等音乐大家一脉遗传。

可笑的是，现今很多不懂音乐的人，倒很愿意继承他们的衣钵。所以，诗词的音乐性被无端的夸大了。但若到了汉语本身就具有记谱功能的地步，则恐怕会身为宋国笑了。

陳夢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