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元代史：⒈元代不是黑暗时代。〈内容来源于网络〉

章鱼哥

本文收录于1979年出版的《文史杂考》，作者李则芬：KMT将军，退役后专心治史，终成当代台湾著名史学大家
PS：如此好文网上居然没有文字版流传，本书也没有出版过简体横排版，今特手动转换成文字版与大家分享！由于是纯手工打字纠错，因此错漏的地方在所难免，如果文中有地方大家看不明白，可以下载《文史杂考》原版电子书自己对照一下。
魂归汉唐 201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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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说元代黑暗的，所引证的事例，无非是蒙古初期的残杀，顺帝最后二十年左右的皇帝荒淫与政治紊乱，以及一些宋明人士所记下的歪曲故事。
我们首先要分清楚，要说蒙古帝国史，自应从成吉思汗的开基创业，说到满清征服蒙古为止；
要说元代史，则限於元朝统治中国时期，应自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算起，以至顺帝出关之日为上。
若从中国朝统来说，则更应於宋亡之日，始由元朝继统。人们常说元代是「百年之国」，就是指自世祖以至顺帝。在世祖之前的前四朝，系以蒙古为中心，以漠北的和林为国都。
到世祖定都燕京，仿效中国传统，立制度，定朝仪，树立纪纲，与民更始，才算是正式君临中国，要到他灭了南宋，才成为统一中国之主。
总而言之，我们首先要把蒙古帝国与元朝分别清楚。我们研究元代历史，是研究其统治中国百年间的文物制度，不可滥用蒙古初年的事例，来形容元代暗无天日。
其次，世祖忽必烈於中统元年（一二六O）即位，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灭宋；末朝的顺帝於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一三六八二出关，结束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自中统元年算起，元朝享国一O九年；自灭宋算起，则只有九十三年。习惯上的笼统说法，则为元代百年。
在这百年期间，末代有十八年是大乱时期。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朝代，郅了末年，都有同样的或类似的亡国现象。这种末朝现象，历史上皆作特殊处理，当作朝代灭亡的原因来看待，史上所研究的每一朝代之一般文物制度，是不搀入末朝特殊现象的。我们研究元代的事，也应如此。不可把顺帝末年的反常状态，来形容有元一代的黑暗。
换言之，研究元朝的文物制度，其范围应以世祖中统元年，到顺帝至正十年之间（一二六O—二二五O）九十年的事为主体。元朝黑暗不黑暗，要以这九十年的事为凭证，不要逸出范围。
在这九十年间，中国内地各行省，可以说都是太平日子——灭宋战争几乎是兵不血刃，只有几处发生过真正战斗，绝大部分地区，全是传檄而定的。几次对外远征，使用的兵力都很小，远征日本用兵最多，也只十余万人，远征爪哇，则只用了五千兵。西北诸王的叛乱，对中国本土没有多大影响。至於湘西、贵州、广西的西南夷之间歇性和局部性叛乱，以及今湘粤桂边区，与闽粤赣边区的盗匪作乱，则为自汉以来一向如此的，已不是特殊之事，也不大影响其他州郡。
世祖之后，水旱灾似有一朝多於一朝的现象，然灾情多属某一地区及某一年问的事，而且元代的救灾工作，还算做得相当好。
　 概乎言之，在那九十年间，中国内地的人民，一般皆过着相当太平的日子。政治上是政简刑清，赋税很轻（元代没没有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除禁止汉人持有武器外，人民的生活习惯舆宗教信仰完全自由，不受拘束。社会上是交通便利，行旅安全，几乎没有赌风，没有严重的高利贷剥削。
国民经济亦大有改善，最显著的是商业繁荣，国际贸易昌盛，特别是新兴的棉花种植与棉布制造业（元以前只有麻布与葛布），有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迅速遍及全国，甚至传入高丽。这个新兴实业，已使农村经济大为改善，又促进商业繁荣，增进政府税收，关系十分重大，却被历史忽略了。
再看元代的教育与文化：《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记称：“立学校二万四千四百余所。”这个数字也许不十分正确（元史数字多误），然元代很注重兴学则系事实。虞集撰《慈利州天门书院记》云：“自国都至於郡县，无大小远近，具有学宫”（道园学古录卷九）。除学校外，私立书院也很盛，且超过宋代很多。
说来人或不信，元代不但不轻视儒学，而且继承了宋代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元代末年元军战斗力之丧失，这也是其原因之一。此处不能详述，且举一事为证：
唐宋皆建武成王庙，祀太公吕望，与文庙相对，称武庙。元代只在枢密院内祀武庙，不但京师及各地只有文庙没有武庙，甚至各衞军（御林军）之每一营区内，皆有文庙与国学，独无武庙。
明代所编的六部大全——四书大全，周易大全，书传大全，诗经大全，礼记大全，春秋大全——全是盗取元人的著作，朱彝尊「经义考』及顾炎武「日知录」，皆曾明白指出。
私人文集，即补艺文志的别集，则有作者六七七人，八二九集，六一六七卷。黄梨洲「明儒学案」序云：「唐之韩、柳，宋之欧、苏，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所能及。」
还有，古籍的散失，自明代近，是明人不知爱惜文化，元代却是保管得很好的。如果还有人说元代不重视汉文化，请看朱彝尊的话：
………元之平金也，杨中书惟中于军前收伊洛诸书，载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构首请辇送三馆图籍。
至元中，又徙平阳经籍所于京师。且括江南诸郡书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书籍板刻至大都………考唐宋元藏书，皆极其慎重，献书有责，储书有库，勘书有人，曝书有会。
至明，以百万卷秘书，顾责之典籍一官守视，其人皆赀生，不知爱重。而又设科专尚帖括，四子书易诗第宗朱子，书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礼主陈氏，爱博者窥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诸家。秘省所藏，土苴视之，盗窃听之，百年之后，无完书矣。迨万历乙巳………校理遗籍，惟地志仅存，亦皆嘉隆后书，初非旧本。经典散失，寥寥无几………（曝书亭集卷四十四文渊阁书目跋）。
再说纯文学方面，小说名著「水浒」与「三国演义」，皆始作於元朝。元曲的光芒万丈，更是不争的事实。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录有杂剧五百六十六种，作者一百八十七人，除去一部分明人著作，实有五百余种。如果把遗漏的加进去，有人估计有千种之多。
至於元代杂剧作家的人数，据「录鬼簿」舆「续录鬼簿」所载，共有二百余人。
以艺术而论，近人黄宾虹说：「唐画如粬，宋画如酒，元画如醇。元画以下，渐如酒之加水，时代愈后，加水愈多。
俞剑方论画云：「唐人主法，宋人主理，元人主意，渐由客观入於主观，渐由自然之表现变为自我之麦现，遂至重视逸气之泸写，忽略物形之描拟，形成超自然，超现实之艺术………故元代绘画认为中国绘画进化之极峰，殊非过当。（俞氏「中国绘画史」第十二章）
不错，「元史」本纪及志传中，有许多贪污不法行为的纪录。作者最初也以为元代吏治很坏，本着求证的精神，曾经遍查「元史」，摘记下百余事，凡官吏的贪污、不法、害民，贿赂、腐败、无能等，无不应有尽有。然细考那些事情，皆是历代所常见的官场现象，不独元代有之。且「元史」记下来的，都是已经纠正的事。
与其他朝代比较之下，我获得如下一些认识：
⒈盐政，漕运，及地方官吏剥削人民之事，是历代常见现象。我所记下来的元代弊端，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从其他朝代，找到类似的例子，或更有甚於此者。而且元代常以儒臣主盐政，使最多弊端的盐政时常得到改善。
⒉元代扰民之政，都比不上唐之间架税，北宋之花石纲，南宋之经理。
⒊以贪污而论，并没有像明代严嵩父子，或清代和坤般的人物。（阿合马等几个人，殊不足道。）
⒋诸王驸马的特权及赐田之弊，明清二代亦复有之。且自世祖起，元代诸帝皆约束得很紧。元代诸王及蒙古将帅，一般多贫穷。较之唐代诸节度使的豪奢，有天渊之别。以视宋、明将帅之富，亦相形见拙。尤其难得的是，元代诸王之分镇中国内地者，皆相当守法，例如：
梁王松山镇云南，豪民规避徭役者，多投充王府宿卫。云南行省右丞忽辛按朝廷元额所无者，悉籍为民，去其宿卫三分之二。（赛典赤瞻思丁传，忽辛附传）
烕顺王宽彻不花在武昌开了一个广乐园，被湖广行省平章星吉一言，立即罢去。（星吉传）
安西王忙哥刺王府吏卒横暴扰民，京兆路总管赵炳建白於王，请绳之以法。王命之曰：「后有犯者，勿复启请，若自处之。」自是豪猾饮戢。（赵炳传）
文宗以怀王出镇金陵，欲建天灵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亦乞刺台言於怀王曰：「太子为好事，宜出钱募夫；若欲役民，则朝廷闻之不便………。」（自当传）
宣让王帖木儿不花镇庐州，颖寇将渡淮，淮西廉访使陈思谦言于王，请调芍陂屯卒御贼，王以末奉诏不敢发兵，思谦愿坐擅发之罪，王始从之。（陈思谦传）还有廉希宪傅，董文用传，李德辉传，王忱传，自当传（另一事）等，类此纪录尚多，从略
　 ⒌以元代侍卫的不法行为而论，若与唐、宋、明三代的宦官作比较，可说是小巫见大巫。唐之鱼朝恩，程元振，仇土良；宋之童贯；明之刘瑾，魏忠贤，皆为元代斫没有的。
⒍元初，循蒙古旧习，军队於战争中掠民为奴，是蒙古军的一大罪恶。然自世祖朝起，只见於伐宋之役，且幸亏世祖执法甚严，又鼓励宪司弹劾，绝大多数都已获得解放。又尝下令搜括人奴，复为良民。（参看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五月，及李德辉传等）概乎言之，元代官吏的奴婢，远不及明代之甚。「日知录」卷十三说：「明太祖数凉国蓝王之罪，亦曰公奴至於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原注：「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二一千人者。』
⒎人事制度之弊，也是各代皆有的。较之宋代，恐怕还是元代好得多。至少，元代百官皆有专职，不像宋代那样，官职尽是虚名，做事全靠差遣。
⒏元代言官比宋代确实得多。宋言官动辄弹劾宰相，往往放言高论，目的只在博取令名，以为自己进身之术。元代言官所劾，皆有具体事实。宪司对地方官吏的检举，尤不遗余力，这对於元代的吏治，具有很大的消毒作用。

章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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