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荷看胡马的“诗词的当代命运——诗词写作课结束语”

留取残荷

残荷按，此文曾于空间转过，今日重读，感觉有些问题颇值得再说说，因识按语若干。
诗词的当代命运——诗词写作课结束语（节选）胡马

课讲到这里，应该对诗词下一个定义了。我的定义是：诗词就是以文言词汇为基本词汇，以平水韵声韵体系为其基础语音，以表现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为旨归的具有严格而稳定的韵律的文体。

以上定义，有两点需要强调。首先，诗词是以文言词汇为其基本词汇的文体。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日常口语总是在时时变化的，但文言文却是相对稳定的。

残荷按，这话没错。但事实上，不管是哪朝诗人都会采用相当多的时语入诗（当然，具体采用的比例与数量会因人而异），尽管这些尝试没有全部变成成果保留下来，但很显然还是相当部分得到了沿用。所以作为定义，这样的表述没有问题，但是要作为可供作者参考的实际的应用方案，我们就只有去大量尝试，才能知道哪些时语方便入诗，并且怎么入。一见时语入诗，就一棍子打死，理论有如是的么？这样呼吁的结果只能是走向故步自封。我必须强调指出，应用方案更需要的是探索而不是高谈，方案远比一两句话的定义复杂得多。我相信，如果没有历代诗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诗词将会乏味无趣得多。换言之，时语引入的度到底在哪里，决不可能是几句话就可能讲清楚的，自然也不是一两个学者的几句话就可以断言的。
今天我们读先秦的文言文，都不会在理解上有很大的问题，但是读后世一些用白话记载的书籍，反而要艰深得多。说的话和写的文章采用不一样的语言，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能够传承至今，一直不曾中断的重要原因之一。用白话入诗，从古以来，就绝无成功者。胡适的《尝试集》中，有不少是用旧体诗的形式，但采用白话词汇的作品，那些诗作未尝不小有诗味，但终病于浅薄伧俗，就是因为，诗词那精练的句式，只适于精练的文言。唐代的杜甫是一位很有革新精神的诗人，他的诗中，用了不少当时的俗语，但他用俗语，只是在某些地方稍加点缀，绝不会妨碍到整首诗高古雄浑的气质。即使是一百年前“诗界革命”的主将黄遵宪，其诗中用了一些新名词、写了些新事物，也还是点缀，全首诗仍都是文言。不像今人，写诗词通篇用白话，那样写出来的绝不是诗词，而是莲花落。比如下面这两首：
我举头张望，窗前结着冰。夜幽深恍惚，远近点宫灯。
这时谁想到，鸟贴着星空。四处蓝光溅，天沉醉酒中。
从平仄上讲，这两首作品完全符合五言近体绝句的要求，然而，这种用白话文写成的文体，除了给人以诞怪之感，不能有别的价值。
从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概念，一百多年来，对诗词持“改革”、“发展”态度的人士逐渐把持了舆论，而对诗词持维护、存粹态度的人却被斥为“保守”、“落后”。但是，保守就一定落后吗？激进就一定代表正确的方向吗？
改革派的第一个主张是论为诗词必须反映当代生活，要有“时代气息”。这种论调的提出者，不但不懂诗词，更加不懂文学。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心灵，绝不是表现社会生活。即使文学中大量地描写了社会生活，也还是为表现心灵服务。“时代气息”，体现在人的内心，而不是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变动。古人歌颂殉节的烈女，今人则对她们寄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古人鼓吹忠君，今人则强调独立自由，这就是“时代气息”。

​残荷按：时代生活与时代气息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关联性，虽然不必一一对应。从第一义而言， 文学的任务是表现心灵，没错。但毫无疑问，积极反应时代生活是​表现时代气息的一种有效手段，尽管不是全部手段。换言之，胡马也很清楚诗词要反映时代气息，可是，怎么反映？有哪些手段，哪些渠道？像胡马所说的一丝不动就可以有效解决这个和其他问题吗？很显然，无论是胡马的评论还是其自身的创作都没有给出具有十足说服力的方案。须知在现阶段，指明和提供手段比指出方向或者更加重要。

诗词，不仅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诗歌文体，也是最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形式，要像保护古琴、保护昆曲一样，绝不能有一丝变动。但是，诗词毕竟是为着吟咏情性，因此，它就必须要反映出诗人不同于古人的人文精神。只有这样，诗词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否则就只能是古人的附庸。

​残荷按：大概胡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绝不能有一丝变动”​和“诗词毕竟是为着吟咏情性”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和龃龉。既然为着​吟咏情性，当代诗词可能一丝都不动吗？​如果都持这观点，魏晋时人直到现在的我们只怕都只会写诗经的四言或者骚体，没事捣鼓什么五言，七言呢？搞这么大变动做什么？一方面胡马说：激进不一定代表正确的方向​，可是保守就一定能代表？讨论问题，为何一定要采取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观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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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词中反映出今人的人文精神，这一观念最早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他在举了黄遵宪、蒋智由、夏曾佑等人采用新事物、新语句入诗的尝试之后，指出：
然以上所举诸家，皆片鳞只甲，未能确然成一家言。且其所谓欧洲意境、语句，多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虽然，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
梁启超毕竟是梁启超。他的确具有一般诗论家所不具备的卓越的眼光和哲理的高度。他实际上已经指明，诗词要发展，光是用新事物、新语句入诗是没有用的。真正需要变革的并不是诗词，而是诗人本身。只有诗人的人格进步了，诗词才能获得真正的革命。也就是说，要想写好诗词，就得在人格上演进成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梁启超认为，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那么，什么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本主义的精神。人本主义者认为，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为每一个个人的自由与幸福的实现，历史的主体应该是个人，而不是国家、民族。个人与国家之间只存在着契约关系，国家并不比个人来得更神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不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而是房客和公寓的关系，体现为每一个个人在社会中各有其位、各有其权也各守其分。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自由是一切价值当中最有价值的价值，所谓自由的含义，就是只要我的行为没有妨碍到他人的利益，那么谁也无权干涉我。当然，现代知识分子的含义所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这就需要诗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汲取前人优秀的思想精髄，形成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百年来，个性的独立与自由，代替了家国的兴亡之感，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中占第一位的东西。
在晚清民国时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诗僧苏曼殊，他的诗作就特别强调个人情感的发抒。像“一自美人和泪去，河山终古是天涯”、“猛忆玉人明月下，消无人处学吹箫”、“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吴门和易生韵》），个人的身世与历史的沧桑足可等量齐观，正是个性独立的必然结果。
而毕生没有背叛五四、毕生追求个性解放的郁达夫，其诗作如《乱离杂诗》，即使在战乱之中，独特的个人的生命体验也是他最为关注并吟哦的对象。“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这样的诗句，我们很难说是历史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因素更重要。
而具备了完全独立与健康人格的先进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成为盗火补天的英雄。不同于以往的匹夫之雄，具有独立精神、自由意志的英雄们身上，体现了悲天悯人的真正崇高​?
鲁迅，其诗多用楚辞典故，托喻于香草美人，深刻地表达了他为了民族的将来上下求索的悲剧情怀。《送O·E·君携兰归国》：“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无题》：“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馀微波。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这些诗从风格上论无一而非古人风格，但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传统诗词所缺乏的悲剧情怀。
陈独秀，早岁即有“男儿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的自誓之词，《夜雨狂歌答沈二》更是激荡着摧枯拉朽般的伟力：“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倒海势蚴蟉。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九州嚣隘聚群丑，灵琐高扃立玉狗。烛龙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满地走。竹斑未泯帝骨朽，来此浮山去已久。雪峰东奔朝峋嵝，江上狂夫碎白首。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黑风吹海绝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该诗集长吉之奇瑰、太白之奔逸、渊明之沉着于一身，营造了令人震撼的艺术世界。该诗的境界，古今诗人多不能及，只有经历新思潮洗礼的文化革命主将，才具有如此沉郁慷慨的胸襟。
“拯救”作为一种悲剧情怀被如此普遍地吟咏，正是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时代更向诗人提出一道问题：面对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你是勇锐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是做一只歌功颂德的夜莺？陈寅恪先生以其高标独立的姿态，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诗史。早在1930年，他在《阅报戏作二绝》第一首中就说：
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以后，他又写道： “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陈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文章》） “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男旦》）“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其一）在专制重压下，知识分子遭受精神摧残和人格异化的情形，经他的诗笔一点染，立刻如现眼前。
而他自己，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与对历史的深刻洞察。《歌舞》：“歌舞从来庆太平，而今战鼓尚争鸣。审音知政关兴废，此是师涓枕上声。”《经史》：“虚经腐史意如何，谿刻阴森惨不舒。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旧史》：“厌读前人旧史编，岛夷索虏总纷然。魏收沈约休相诮，同是生民在倒悬。”于是，专制的幽灵在他的诗笔之下再无遁身之所。
像这样的诗，就是真正具有时代气息的诗，就是代表诗词发展正确方向的诗。
当代著名女词人丁宁(1902-1980)，她的七阕《玉楼春》作于1957年，也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
冰霜销尽萍光转，绮陌清歌归缓缓。江南草长燕初飞，漠北沙寒春尚浅。 　柳枝袅娜同心绾，枝上流莺千百啭。齐将好语祝东风，地老天荒恩不断。
小桃未放春先勒，几日轻阴寒恻恻。梦中惜别泪犹温，醉里看花朱乱碧。 　鸣鸠檐外声偏急，云意沉沉天欲黑。呼晴唤雨两无成，却笑痴禽空著力。
石尤风紧腥波恶，鳞翼迢迢谁可托。任他贝锦自成章，岂忍隋珠轻弹雀。　连朝急雨繁英落，过尽飞鸿春寂寞。休言花市在西邻，回首蓬山天一角。
当时常恐春光老，今日春来偏觉早。杜鹃啼罢鹧鸪啼，参透灵犀成一笑。　怜他惠舌如簧巧，诉尽春愁愁未了。绿阴冉冉遍天涯，明岁花开春更好。
行人不畏征途苦，倾盖何劳相尔汝。幽情才谱惜分飞，密意先传胡旋舞。　凄凉最是旗亭路，长记年时携手处。欢筵弹指即离筵，一曲骊歌谁是主。
雨云番覆桃呼李，暮四朝三惟自熹。欣看红粟趁潮来，愁见雁行随地起。　离群独往由今始。带砺河山从此已。几回含笑向秋风，心事悠悠东逝水。
伯劳飞燕东西别，落日河梁风猎猎。纵教旧约变新仇，谁见新枝生旧叶。　衷怀一似天边月，阅遍沧桑圆又缺。浮云枉自做阴晴，皎皎清辉常不灭。
词人用寄托的手法，表达了她对现实的深刻体认和对历史的深沉感喟，词语、手法都是那样地传统，而其思想境界却是那样地新。
由此可见，真正的时代气息只能来自诗人全新的人格，而全新的人格，正如梁启超所说，指的是“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不过，诗词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体性，它必须以醇雅为其美学旨归。因此，像对于存在、彼岸、荒谬性等问题的思考，在新诗中表现就很适合，在诗词中却不适合。诗词的发展，绝不能走这样的道路。业师陈永正先生指出：
新诗，生命在于“新”，绝对的新。形式、内容、意境都应该是全新的。那些所谓“向民歌学习”、“吸取旧诗精华”的赝品，在渊渟岳峙般传统诗歌面前，显得是何等卑微可笑。新诗应努力探索，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之道，它是属于青年的，属于未来的。旧诗，如同古琴、京剧那样，是一种传统，一种遗产，只能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一些形式上的“改革”都只会损害它。“诗界革命”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诗魂，必须系于国魂。没有独立人格，没有忧患意识，没有自由思想，旧诗也就不可能葆有生命力。新体，更须奇创；旧体，回归古雅。新诗与旧诗应分道扬镳而不是合流共济。（《〈水雲轩集〉序》）
这是值得所有诗歌创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不论你是作诗填词还是写新诗。

​残荷按，上面几段再次表现了胡马所秉持的简单的二元论思维。“诗界革命”纵然失败​，难道就没有获得一些好的有益的经验么？失败就意味着全然不可取？以成败论英雄，不能不说这样的思维过于线性了。个人的看法恰恰相反，新诗旧诗应该合流共济而不是分道扬镳，我甚至认为，除了新诗，现在与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外部资源​来给传统诗词的新生提供力量与支持。“像对于存在、彼岸、荒谬性等问题的思考，在新诗中表现就很适合，在诗词中却不适合。”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胡马一张口，就解决了。为什么诗词中就不适合表现呢？论据有哪些呢？没有足够的实践就认为不合适，这与晚清反对改革变法的倭仁一流又有何区别呢？​私以为，盛行于三十年前的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必要在诗坛重新挂起，诗词自有生命，自有根有叶，它的发展它的未来不应该，也不可能由一个两人金口玉牙说几句所谓的“断言”就决定了，决定它未来的在众人的意识与作者们的实践。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实践多了，方向自然慢慢明了，诗词之道自然通向远方。这里还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是七言的发展。众所周知，现存真正意义的七言诗是曹丕所写的《燕歌行》 ，然而，直到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等初唐作品出来后，七言诗才算基本成熟，这个过程历经四百年之久。
二是山水诗的发展。山水诗在今天堪称是诗词中最大宗的题材了。然而在歌诗之祖《诗经》中山水仅有零星的描写。直到南朝的谢灵运出来，山水才成为诗人独立的审美对象，山水诗才大放光彩，进而成为传统诗歌的一个重要种类。这个过程至少历经六七百年之久。
截止到今天，网络诗词也不过才走过十数载而已，反观诗史，我们有什么资格断言诗词能够一丝不动地发展下去。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为人类情感载体的诗词只可能与人类的情感脉搏不断共振，日新又新地发展下去。在不同的作者之间，区别仅仅是各人的尺度和步子不一而已。

又按，看过胡马的很多文章之后，我总感觉在胡马等人的眼里，传统诗词弱小得就像婴孩一样（当然也许他认为是无瑕，所以不屑、更不应和其他物什为伍），一阵风就会刮跑吹倒，所以养在温室里，纹丝不动最好。这倒让我想起庄子故事里的神龟了，被国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那的确是纹丝不动了。然而活气也被弄得差不多没了。以俺小人之心揣测，在胡马的眼里，传统诗词就是他要恭恭敬敬地用锦缎包好置于宗庙的那只神龟吧。怎么？你居然想动手去碰它？！打你的手！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道的基本规律就是不断在变，君子要做的就是自强不息以顺应天道的变化。胡马也不问问诗词同意不同意，就把它当宗庙里的神龟一样包裹起来，这样真的符合他一贯宣扬的儒家传统么？俺真的颇有疑问。


画外音
诗友：于诗者，如残荷兄用功之深者，实不多见也。
残荷：谢兄谬奖。近来确实写了不少小文。原因无他，这样的问题是每一个严肃的创作者迟早要面对的。如果只是拿诗词当做娱乐，那无所谓，怎么写都可以。但凡在诗词上略有追求的问题，都必然要问自己以下问题：1、我写什么？2、我怎么写？那么在他的创作探索过程中，他必然会产生困惑，遇到纠结：我的取法对象在哪？我要不要变？我应该如何变？诗词的未来在哪？
诗友：太现代了和新诗无甚差野，这个度要把握的好。
残荷：这个度需要实践才能收敛，才能逐渐知道。明人学唐诗，不能取法对象有问题，但贴得太近，最后学死了，显然这个度是有问题的。我们从新诗到底可以吸取什么？理念，意象还是艺术手法？这里面还是大量可实践的空间。总体来说，现在还是实践太少，深度不够。正如网络诗人须拂人在《网络诗词与个人写作》一文中指出：当前写作困境也浮出水面：文本面目的单一仿佛，词语、意象的高频重复，气息、兴味的局促、稀薄，意义所指的晦涩不明……这些诟病，有的直指现代性本然的死穴，有的不得不说是群体影响的惰性。概言之，没有实践，一切宣扬都是空谈，个人所撰评论亦然。

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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