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古诗十九首》之三十七

梦也无声

137《古诗十九首》之三十七——从《古诗》向“后”看

　　从文学史的高度，站在诗歌史的角度来看《古诗十九首》这个特定的历史现象，会有一个一点也不意外的“发现”，只有站在这个高度，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那“言人所共有之情”背后的凄凉和落魄。

　　在《古诗》稍后的建安时代，社会的动荡到了挑战黎民生存底线的地步，无力的叹息有意的讥讽，无助的感慨或有形的悲声，在这一时刻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面对生存底线的状况，那些“温水煮鱼”一般的悲切都显得过于奢侈，连王粲这样的出身才华都要为生存而“拼命”了。

　　所以，建安时代的诗情，不是“人所共有之情”，而是人在生存底线遭遇挑战时候释放出的源自“丹田”的嘶吼，说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建安诗人，尤其是早期，没有讥讽的心思，没有抱怨的余地，没有自怜的空间，更没有调和的希望，那是“将死”之时发出的声音，纯净直接平实质朴，而且“大善”如流直通雅道。

　　这个时期需要的是大雅之强悍无敌、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果敢坚决的现实勇气，这一时期的诗风刚健雄浑慷慨悲凉，不是《古诗十九首》的微言深意意味无穷。

　　《古诗》的简约婉致和质朴风情，在堪堪走上“圣坛”的初起阶段就被国破家亡的动荡打乱，代之以遒劲洗炼雄浑高迈的大气风骨。

　　不过，建安文学虽然“力大无比”，但毕竟只是一代人的精神凝聚和提炼，短短的几十年，实在难以确立长盛不衰的人气和流脉，它也象当年取代《古诗》那样被正始悲声所淹没，阮籍的《咏怀》带着一点《古诗》的味道，在“隐”和“小”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与“平”和“朴”相悖的方向上走的更偏，它更多地吸收了《古诗》中小雅的成分，而《古诗》中本就不多的风之传统再无痕迹了。到此为止，诗的源流经过《古诗》对《乐府》的“拔高”，再经由正始的“精炼”，再也达不到风的境界了。

　　离开了风的传统，正始之声中与《古诗》相契合的部分，其情绪色调之浓烈铺陈其韵致风调之老道技巧，实让《古诗》作者有点相形见绌。

　　再后来，就是六朝浮靡态势中貌似出水芙蓉一般的“永明体”，关于“永明体”如何背离风之传统，不必赘言，梦痴的《灯下谈诗》中也有说明。

　　初盛唐之际，陈子昂率先发声要重振诗道，李白也在他的《古风》中直接呼唤大雅之声。初盛唐的形势背景和诗人的精神状态入仕追求，与《古诗》的时代正是天壤之别，所以，想要初盛唐诗人发出《古诗》的调调，是强人所难，初盛唐的开放格局和自由风尚，不允许如此的压抑和寂寥，所以，从本质上说，在初盛唐的时代，《古诗》无疑是被遗忘在历史的某个角落中的，即使在安史之乱的动荡中，也鲜有《古诗》的影子，杜甫的忧国难而悲生民自不必说，就是王维这一时期的作品，也是怀着“百官何日再朝天”的向往和希望的，沾血的哭泣，毕竟还不是绝望的悲吟，没有《古诗》那样的苍凉灰暗。

　　直到晚唐五代，历史重又演出那悲摧动乱的一幕的时候，诗的一脉已经经由格律的武装充实，有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它的跳跃的节奏，辗转的形式，有限却无形的空间，有致但无限的格局，等等这些律诗所独有的优势，取代了《古诗》的绵密隽永的风情和韵调，尤其是节奏上的跃动，让律诗的韵调有了更多的动感，必定也相应地会失去一些舒缓宁和的韵致，所以，律诗已经没法回去《古诗》的流品和风调了。

　　在晚唐到宋代，《古诗》的风调在长短句的词中大大地发扬了它独特的优势，在北宋，尤其是柳永那里，《古诗》继承《诗经》的以赋为兴的手法更发扬光大，且质朴平实委婉含蓄的风致又被柳永点染上了秾俪的色彩和淋漓的情致，在宋以后大大地超过了律诗的成就，占据着后世诗歌史的高峰。

　　不过，柳永之后，赋的形式更加走向消亡，我们便渐渐地，再也没有了可以“兴”的途径，可以“兴”的意象，没有了需要“兴”的深婉情致，没有了品味“兴”的清澈心情和艺术水准。

　　现代的节奏离诗远了，现代的语言离“兴”远了，现代的浮躁赶走了诗情，现代的急功近利为我们“迎娶”了压抑……

　　竟然还有写诗的人公开宣称，八百字以上的文章他看着就眼晕……中学作文的字数限。

　　我们正带着“加速度”奔跑，连“言人所共有之情”的《古诗》都快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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