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说（旧稿）：徐局长的犹豫

青岛老荣

徐局长的犹豫

小说/旧稿

劳动局局长，大概都不愿意在机关的大办公室露面，为的是少惹麻烦。
但是，今天，我们县劳动局的徐局长，真正大权在握的一把手局长徐海山，却自己抱了一叠卷宗进来，坐在满办公室里唯一那把最舒适，也最破旧，扶手用薄铜皮打了补丁的转椅上，已经半个多钟头了。
不过，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来打扰他。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他到任不久，认识他的人不多，有几个来访者大都朝着秘书小马去了。但，即使有人知道他身份，想凑近过去碰碰运气，只要看见小马那诡秘的一瞅一撇嘴，再沿他嘴撇去的方向朝着徐局长望一眼，也就赶紧吐一吐舌头，罢休了。
徐局长坐在那里半个多钟头，仍然没有说一句话，不过他也并未在专注地阅读卷宗，而是更多盯住一个他也说不出的方位，呆愣愣地在那里沉思。他沉思的神情使空气在周围凝结起来，形成一道无形的屏障，隔开了想接近他的人。
徐局长五十多岁年纪，整个身材至多有一百六十厘米长，长着一颗转动灵活的脑袋，已经少得盖不严头皮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两只小眼睛时常眯着，闪着温和却又自信的光芒。
这是徐局长平时留给大伙的印象，这会儿却当作别论，因为此时他的眼光，虽然还不失为温和的，却不那么自信了。很容易看出，他正在为什么伤着脑筋。为什么呢？一般人是不得而知，大家也很少有兴趣来研究这个。只有精明的马秘书，才从他守着发呆的那一叠卷宗上，猜着了事情的一点边儿。
“可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又出了什么岔子呢？”
小马纳闷地想。

最近县里发生了一件轰动的大事，劳动局原来的陈局长，也就是徐局长的前任，终于被人告倒了。在日常生活单调得不能再单调的小县城里，这可算得上一件爆炸性的新闻。光是声威赫赫的陈局长倒台这一点，就足够街头巷尾正正经经地议论半个多月，何况事态还在发展中哪！
这位陈局长，在劳动局任职七八年，可真叫人羡慕得不得了。不光跟他平级的干部见了他都主动言笑，听说县长也让他三分。过去也曾有人告过他几次，可结果都是不了了之。人们只看见越来越多的人对他毕恭毕敬，他也更加趾高气扬了。
今年年初时，上级为水利系统下了一批专项招工指标，招收标准是已在水利战线工作多年，有一定工作能力，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岁的临时工。可是名额下来时，十二个当中已被地区水利局“戴帽”占去三个。剩下九个，按照多年以来的惯例，还是由劳动局陈局长亲自掌握。反复研究了一个多月，在最终确定的名单中，真正在水利系统干过的只有一名老水利大学毕业生，还特别加了“优先照顾专业技术人员”的注解。其余八个，来历就比较复杂了。拿群众的话说，差不多全是有“杆子”的。他们跟某某或者某某领导的关系，蹊跷得说起来令人晕眩。不知怎么搞的，有一位正在农村插队的知青，也夹了进来。至于那些眼巴巴地盼望了一顿的老临时工们，照例地又被安慰道：“别着急，这样的机会以后还有，总得分期分批解决嘛！”
这件事情要是在过去，也就平平淡淡地过去了，小胳膊总是拧不过大腿。可是现在毕竟已不同于过去??近几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民主和法治的空气溶合在一起，又弥散开去，使得一部分人心情舒畅，另外一部分人感觉郁闷。特别是党中央制订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更让那些爱给领导提意见的群众抓住了把柄。这不，一群满心希望自己能转正这次却没有转成的老临时工，串通一气联名写了揭发信。也不知他们跟谁学得这种不按程序的告状方法，把信抄写一式四份，同时寄给了县、地、省和中央四级党的领导机关。
开始时，县委收到他们的来信并未引起怎样的重视。可是后来，分别寄到地委、省委、党中央的那三封，带着各级领导的批示，相继转了下来，地委又派来一个调查组，这才使事态严重化了。
一个月后，陈局长被撤销了职务，徐局长走马上任。
徐局长是从县委党校调过来的。虽然他很满意于这次新的委任，然而他在上任之前，还是向县委提出了如下两个条件：第一，在县劳动局局长职权范围内，必须授予他决定和处理问题的全权；第二，任何人不得以字条或者口头干涉劳动局的工作，除非是县委加盖公章下达正式文件，否则不理莫怪。
他是如此郑重地提出来的，县委领导也同样郑重地答应了他。可是也有人在背后不以为然地说他是“摆样儿”。徐局长没有理会这些。他当务之急所要做的，是具体执行县委的决议：“清退通过不正当途径招收的工人，按照上级规定原则重新招收。”这一条写在县委关于陈局长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里面，是徐局长参加讨论的唯一一条，也是在他竭力主张下通过的。
在县委专门召开的会议上，徐局长一再坚持这批工人要退回重招。他说：“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内和政府内的风气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点。现在再不下决心动刀子割肉，彻底剜除我们的病根，就无法要求群众像过去那样信赖我们！”他说：“我们不能老是说要‘杜绝今后’。‘今后’是个没有下限的时间概念，它可以使我们永远无所作为。群众不光要看我们的今后，更要看我们的现在，看我们对眼前发生的事如何处理！”“最重要的是现在！”他把最后这句话说得特别重，一连重复了好几遍。
决议终于按照他的提议通过了。今天一上班，徐局长就到县纪委去，把这次招收的全部工人的有关材料要了来，坐在劳动局大办公室后面他自己的那间小办公室里，认认真真地翻阅起来。
随着材料一页又一页在手底翻过，徐局长的情绪不断地变化着??他一会儿像是两眼喷火，为那些明目张胆贪赃枉法的行为愤怒；一会儿从嘴角流出一丝讥讽，轻蔑那些用“共产党员”外衣包藏着的肮脏的灵魂。突然，他盯住一份材料满脸错愕??摊在他面前的是一张职工登记表，表的右上方贴着一张年轻姑娘的相片。这姑娘看上去二十岁出头，圆脸庞，厚嘴唇，两只眼睛含着一种与她年龄不太相称的忧郁的神色，耳朵后面垂下两条直撅撅的小辫子。
徐局长看这姑娘有点眼熟。他稍微挪动了一下视线，见表的第一行“姓名”栏里写着：“葛春霞”。
“葛春霞??”徐局长心里念叨着，又看了看表的右上角的相片，使劲翻腾自己的记忆。他终于认出来了：这不是和小辉一起下乡的小葛吗？原来小辉从农村来家探亲时，这姑娘好几次跟别的姑娘一块儿到自己家里来过呢！听自己那宝贝儿子小辉说，小葛从小死了父亲，她和弟弟都是妈妈一人拉扯大的。她为人忠厚，又能干活，大家都挺喜欢她。不过，这个普普通通的姑娘，从一开始就没在徐局长那浩繁的记忆中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况且去年小辉回城后，这姑娘再没到徐家来过，徐局长也没再听儿子提起过她，就渐渐地把她给淡忘了。
“她怎么也掺和到这里头了呢？”徐局长纳闷着，翻看了有关葛春霞就工经过的调查材料。据材料反映，在这次招工前，葛春霞的母亲先后找了陈局长十几趟。陈局长的女儿结婚时，还收了葛家送的价值七十多元的纯毛衣料。另外，陈局长的女儿与葛春霞还有小学三年的同学关系。
看完了关于葛春霞的几份材料，不知为什么，徐局长的脑子里产生了一种他也难以名状的感觉。他有点茫然，又有点烦躁。他好像从葛春霞事情的背后触摸到了一种东西，又什么也没触摸到??人的感觉有时就是这么莫名其妙！他想立刻回家去，跟老婆唠一唠，这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多年靠边站养成的习惯。而且只是从那时候起，他才发现原来长头发的女人未必见识短，她们有时对社会政治大事也会发表许多高见。但在此时，他欲行又止，因为他现在身居要职，已不是当年只能在老婆面前发议论的状况了。公事不应当拿到家里瞎嘀咕。他老徐过去不是，现在也不准备当“妻管”干部！
“可是……”他感觉小屋子里有些不透气，先是解开束着脖颈的衣扣，然后又抱起那叠卷宗??不知他是认为这个宽敞的大房间会有助于他开阔思路呢，还是想找秘书小马谈点什么，反正他到大办公室里坐了下来。不过，半个多钟头过去了，他没说一句话，也还没有人打扰他。
“徐局长……”一个嗫嚅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
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然后站起身子，合起了那叠打开后再也没动一动的卷宗，抱在手里。
“有事先跟马秘书谈吧！”他抽身走出门去。

晚饭后，徐局长受一种奇怪念头的驱使，独自走到县城南关寻找葛春霞的家??他急于要寻到到那个他似乎已经触摸到，而实际上没有触摸到，只是似隐似现地在他感觉中的东西，这个东西使他无法安静。
根据儿子的指点，他走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里。说实在的，徐局长在这个县城居住了十几年，还是头一回涉足这里。看着那一排排低矮阴暗外墙露着砖块的小屋，他有些吃惊，好像从未想过在本县城还有住在这样处所里的居民。他按着门牌号码叫开一间小屋的房门，一位看起来年纪比他还要大一点的老婆子出门迎接他。
这是一间单间的小屋。单凭门牌不错和这老女人的神态，徐局长已断定眼前就是葛春霞的母亲了。他上下打量着她，只见她两眼狐疑，一面往屋里让客，一面把两只被肥皂水泡得发红的手，放在腰间扎着的一条有些肮脏的蓝布围裙上不停地搓着。不难看出，这是一位饱尝辛酸的女人，要不是她像现在多数老年妇女一样剪了短发，真像是一个生活在旧时代的农村寡妇。
“这是葛春霞的家吗？”徐局长和蔼地问。
“是呀！快屋里坐吧！你瞧，家里脏得进不来人。你是？……”
葛母一面应答着，招呼着，一面慌乱地搬过来一只杌子，撩起围裙擦干净上面的尘土，眼睛探寻地望着徐局长的脸。
“我是县劳动局的。”徐局长一面进屋一面自我介绍。
“啊！”葛母像是吃了一惊。
“劳动局的？”她讷讷出声来。
“劳动局的！”她又木讷地重复了一遍。
突然，她抬起头，身子躬向徐局长，两眼射出哀求的光：
“同志，真要把俺家春霞再撵回农村吗？”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老嫂子，别着急，我是来了解一下情况的，咱慢慢地唠。”
“俺也知道走后门不对，可是俺没有办法呀！”她急切地申辩着，眼角里涌出了泪花，顺着脸上那些刀刻般的皱纹滚落到地下。
“你坐下慢慢地说吧！”
葛春霞的母亲讲开了……

葛春霞的爹生前是县城一家白铁合作社的工人，一九六一年得了大病，在床上躺了四年多，又死了。她死时春霞刚满七岁，她的弟弟刚五岁，从此就靠她母亲帮人缝洗挣几个钱和政府救济过日子。
文化大革命的风浪虽然席卷了全国，却没有冲击到这孤儿寡母。在那些史无前例的动乱日子里，这个小家庭就像生长在角落里的一簇小草，那样不惹人眼，他们也从来不会张扬表现自己，母子三人相依为命，独自过着贫苦、单调，却也和睦、安宁的生活。
后来葛春霞和弟弟长大了。弟弟十六岁，姐姐十八岁，姐弟俩一块儿从初中毕业。姐姐因为要帮助母亲挑生活的担子，压根儿没想升学的事。弟弟因为没有被推荐上高中，也就只好辍学了。这时候，母亲也在长年累月的操劳中逐渐衰老了，她那瘦弱而且弯下去的身躯，已挑不起三口人生活的重担。而且，快要二十岁的大姑娘、小伙子，也该自己挣饭吃了。
当时还正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政府真慈悲，答应只要春霞姐弟俩有一个下乡，就安排另一个进工厂。为这茬，葛家母子又一次打心眼里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
春霞终究大几岁，又是个早懂事的女孩，很会体谅做娘的心，更进一步说她清楚怎样做对这个小家庭最有利。没用开家庭会讨论，她悄悄跟母亲说了一声，没等母亲答应，就自己到街道上报了名，几天后到离县城很远的一个小山村落户当农民去了。
到农村后，春霞差不多一年当中来家两次，每次住三五天就回去。来家时，她很少说起在农村的情况。若是母亲问起来，她就说：“挺好的。”母亲只能从外表看到女儿的脸庞比过去黑了，神气比过去老成了，而且确实有着“挺好的”迹象??她比在家时胖多了，整个身体发育得丰满、健康。在母亲面前，她向来表现得很乐观。听跟女儿在一起的知青们说，春霞在生产队里劳动最泼实，跟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姑娘没上下。而且她与人相处得最好，从没跟谁红过脸，吵过架，无论知青还是社员都夸奖她。
可是，两年过后，一块儿下去的知青们一个又一个被召回城里当了工人，或当了干部，有的还被推荐去比县城更繁华的大城市上大学，只剩下葛春霞一个人还在那里，独自守着那一溜五间新草房和一个空旷的大院子。
女儿仍像过去一样，一年来家两趟，在母亲面前她依然那么乐呵呵的，还是很少说起在农村的事。可是细心的母亲看得出，女儿有时一个人发呆，眼中常有掩饰不住的忧郁的神色。
“这丫头有心事呀！”母亲叹息着。
她问女儿咋还离不开农村，女儿总是劝慰她说：“娘，你咋又急？我在那儿挺好的，再住两年也不打紧，我不会在农村一辈子。”
唉??这孩子，咋就不懂娘的心？女儿是娘的心头肉哇，已经二十大几的年纪，按说该找婆家了，还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山沟沟里，为娘的哪能不着急？再说啦，当初春霞自己要到农村去，让弟弟进工厂当工人，这在娘的心底下，是欠了女儿一笔账，不偿还，又咋能安得下心呢？
女儿自己不着急，当娘的不能不着急。她开始凭着自己的见识，四处访听，怎么才能使女儿早点离开农村，回县城工作？
她先去请教本胡同里在小学教书的方老师，他可是这前街后街知书达理最多的一个！哪知道，见面一唠，这个教了二十多年书，已桃李满天下的方老师，竟是个不通世故的书呆子，对于葛母怀着极大信赖向他提出请教的问题，除发了几句“世态炎凉”、“世风日下”的感叹之外，挠了半天头皮，也没说出到底应该怎么办，让大把年纪的老婆子白跑一趟。
她只好又到前街理发馆去问王剃头匠。这个人是南关街坊中无所不知的万事通，她告诉葛家大嫂说：“如今这世道呀，办事不能死心眼儿，得灵活点。车子不转多湮油??要想办成事，就得舍得意思意思。”
葛母听明白了剃头匠的意思。这些年，她虽然很少关心世事，但也常听人说起请客送礼的事。她思忖着，自己孤儿寡母的，没个人能上得桌面去陪客，请人吃喝不好办，不如给人家送礼吧。可是，送什么？送给谁呢？还是多亏了王剃头匠的一番指教，她决定先到女儿插队的小山村，会一会那里的大队干部。
回到家里，老人打开柜子，取出里面的小匣子，再打开，拿出一卷用布帕包了几层的钞票，拇指蘸着唾沫仔细数了三遍??这是她省吃俭用好几年的全部积蓄，虽然只有几十元，但在她的心目中，俨然是一笔巨款了。原来这是预备着给儿子娶媳妇用的，好在儿子年龄还小，如今又不兴早婚，一时用不上，就先为女儿花了吧。老人数完钱，神情庄重地从中抽出几张掖在了怀里，把余下的重新包好，放进匣子，又把匣子搁进柜子，然后拎起一只篮子到了街上。
葛春霞的母亲来到城里门面顶大的副食品商场，先让售货员给拿了两瓶“顶好”的酒，又称了四斤“顶好”的点心，然后又买了半斤“人家公家干部喝的那种小叶茶”。数数腰里剩下的钱已不多了，干脆一股脑儿掏出来，又买了几盒用彩纸包装的烟卷儿。
第二天一早，她换上一身干净裤褂，锁门离家，坐了一块两毛钱的班车，下车后打听着道儿步行了三四里，又坐上一个热心肠小伙子开的拖拉机，傍晌午时到达了女儿所在的村子。
女儿对母亲的突然到来很诧异，特别是看见母亲背来了那么多东西，更迷惑不解。她问母亲来做啥，母亲对女儿说明了来意。女儿嗔怪她说：“弄这一套做啥？你要办你办，我可不管！”
女儿看来是不赞成，可是也没有明确反对。不管就不管，娘管，当娘有多么不容易呀！
母亲谋划着行动计划，心里头突然忐忑起来。这个已活了大半辈子，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的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此时慌乱得全身发抖。她像是第一次要去做贼，或者是去做一件更加见不得人是事。哎呀！怎么办呢？为了自己女儿的前途，壮壮胆子，豁出这张老脸去吧！
她想到支书家里去，可是女儿不给带路。幸好，刚吃过晚饭，支书主动上门来了。
“听说老嫂子来了，一路上累了吧？”
当母亲从女儿的介绍中，知道进门并热情问候她的就是大队支书时，心中油然生出了无限的敬意。她慌忙吩咐女儿给支书搬了座位，又用女儿的搪瓷茶缸泡了她带来的茶叶，从包袱里拿出烟卷儿亲手递过去又给支书点上，这才恭恭敬敬地坐在支书对面，讨好地跟支书攀谈起来。
她十分局促，反复重念着一句话：“这闺女不识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而支书却倒自如豁达，不住地夸赞着春霞的好，说她这好那好，村里人人都说她好，待她亲。一边说着，支书不时斜睨一下坐在一旁低头不语的葛春霞，这使母亲感到一阵阵不安。她以一个上了年纪的寡妇所特有的敏感，似乎从那略带轻薄的斜睨中看出一种使她战栗的东西。
天哪！一层黑雾压上了母亲紧缩的心头。她为女儿担忧、害怕，更感觉女儿不能在这山村继续待下去了，必须尽快离开！
话题终于转上了春霞进城安排工作的事。支书解释说：“俺是满心愿意小葛早日进城有个好工作，可是上级给的指标有限，不能一下子都送走，俺这小庄户干部也是没办法。”
“还是请支书多费心！”葛母恳求着，临了又把带来的礼物如数奉上，一再说：“东西太少，不成敬意，支书别嫌弃！”
支书嘴里谦让着，说：“你咋这么不实在？都不宽裕，破费钱做啥？”但伸手把礼物接了过去。
走出门去后，支书又折回来，悄声对着葛母说道：“老嫂子，俺看小葛的事，你还得到县府跑一跑。只要上面要，俺绝不拦挡她。”说罢，转身消失在黑夜中。
送走了支书，母亲进门躺在女儿的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心中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这倒不是她认为女儿的前途有了更大指望，而是东西送出手去，总算了结了一件事情。或者说，事情总算开始做了。
回到县城，她又接连往县政府跑了无数趟。一开始，她到县知青办，人家告诉她现在没指标，以后会安排。她对这个“以后”不放心，听说劳动局是专管招工的，就改往劳动局跑。她鞋底磨薄了，嗓子说哑了，得到的答复始终未变：“下乡知青归知青办管，劳动局不负责。”
可是，上了年纪的女人往往有一股特别的倔劲儿，她一旦办开了一件事，是不肯轻易罢手的。她不管人家怎么推诿，以至后来干脆理都不理她，她还是三天一趟五天一回地跑，劳动局从陈局长到普通办事员，都认得了这个不听人劝的倔老婆子。有好几回，她缠着陈局长哀求着，眼泪直流，有一次还跪了下去。
陈局长早就不耐其烦。几乎每次，他都不等她把话说完，就抽身离去。可是，终于有人被感动了，对她偷偷表示了同情??有一回，办公室里没外人时，马秘书悄悄暗示她，可以到陈局长家里去求，并且漫不经心地提到了陈局长的女儿快要结婚的事。
这一回，葛母又一下领会了马秘书的意思。她一咬牙，回家把小匣子从柜子里面取了出来，把里面的钱兜底捞空，还把儿子刚交给她的当月工资加进去，请街坊中最时髦的女孩儿陪她一起，到百货店去扯了一身纯毛华达呢的衣料，趁夜色送到了陈局长家。
陈局长没在家，局长的夫人和女儿接过纯毛衣料，脸面笑成了两朵花。啦起呱来，局长的女儿还主动介绍，自己和春霞是小时候要好的同班同学。
这一枪，出乎意料地命中了靶心。一个礼拜后，葛春霞接到通知填表体检，很快就到水利局报到上班了。至于这中间陈局长夫人和女儿如何显出神通，使得陈局长慈悲大发，葛家人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们从心里感激陈局长大恩大德。春霞娘把陈局长曾经怎样训斥和冷落过她，都当成了天经地义??人家大官，没这点煞威还行吗？
真没想到，葛春霞才到水利局上了几个月班，就发生了陈局长被撤职的事，接着又听说这次招工不算数了，要清退重招，女儿的脸上罩上了阴云，母亲那一颗刚刚舒展开的心，又紧缩起来。

听完了葛春霞母亲的叙述，徐局长的脑子就像豆浆锅里?进了卤水，全凝结成一个坨了。他忘了自己是怎么离开葛家的小屋，走到了大街上，也记不清自己是否曾向葛母许诺过什么，或者说过什么安慰的话。不！他记起来了，他啥也没有许诺，也没有安慰她，只是说了一句“我该走了”，便默然离开。
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徐局长整夜没有睡好。他辗转反侧，一声接一声地叹息，怎么也理不清自己那纷乱如麻的思绪。他想，葛春霞通过母亲送礼顶了水利系统的专项指标当工人，是不合法的。可是，包括自己儿子小辉在内的许多下乡知青，他们跟葛春霞一起到农村插队落户，却一个接一个都回了城里，只留下葛春霞在那儿，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儿子小辉为什么比葛春霞早一年多进城，与自己是领导干部有没有关系，这难道是正常的吗？在我们社会里，有的人不用走后门就会有好的安排，而有的人却必须拿出全家的积蓄去请客送礼，才能够换得一个稍易生存的地位，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徐局长反复回味着葛母今天对他讲述的事情，葛春霞、葛春霞的母亲、在小学教书的方老师、王剃头匠、大队支书、陈局长及其夫人和女儿，还有马秘书和儿子小辉，等等等等，这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所熟识的和从未谋面只在他想象中的形象，依次出现在他的眼前，很快排成整齐的一列，又围成了一个圆圈，在他的头顶上旋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又一下向他逼近过来……他终于躺不住了，翻身起床，下地走到桌前开亮了台灯。
老伴被他惊醒了，关切地问他怎么了。他说：“睡不着，起来坐坐，你睡吧。”
老伴没有再睡，也爬起身来，取了一件厚一点的上衣，走到丈夫身后，轻轻地给他披在肩上，然后一声不响地在他身旁坐下。
两口子相对无言，老伴回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夫妻曾有过多少这样失眠的夜晚！
“粉碎‘四人帮’已经四年了。”她说出声来。
“是呀，已经四年了。可是要消除林彪、‘四人帮’丢给我们的大包袱，还很难呀！”徐局长不胜感慨地接茬说。
他对老伴谈起了葛春霞的事，老伴很同情这个姑娘，可是也说不出到底应该怎么办。

一连好几天，徐局长紧缩双眉，沉默不语，没有再翻看那些材料，也没有提起退工的事，他的脑子继续被葛春霞的事缠绕着，没有理出个头绪来……
在小县城里流言的传播是很快的，尤其是大家普遍关心的新鲜事。
有人散布：“葛春霞的母亲暗中拜托了徐局长，而徐局长的爱人看中了葛春霞，打算娶她回家做儿媳妇。”于是，又有人议论：“行了，这回葛春霞保险了。还是朝中有人好办事呀！”
徐局长听了，双眉锁得更紧了，一对小眼睛眯成了两条弯曲的线。
……
                                    1980年10月于沂蒙山区


附记：

整理旧物，发现一个大纸袋中装着一叠泛黄的稿纸，竟是31年前自己写的小说《徐局长的犹豫》手稿。在最上面，是两页标有“临朐县革委创作组”字样的绿线横格纸，写满了先师郝湘臻先生对于这篇小说的批语。睹物思人，感慨万千。
郝湘臻，原临朐县文化馆创作员，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半边天》等，特别擅长农村题材小说、戏曲和电影创作。但因当时的政治气候，以及他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作品多以“工农兵创作组”名义发表。老先生如果活到现在，想必该过80岁了。
大概是1975年冬，我被抽调到大关水库工地做宣传工作，负责编印油印小报，就是先用蜡纸刻写，再用胶辊蘸油墨一张一张印刷的那种，上面登载着工地上发生的好人好事，以及流行的政治口号。偶尔我偷懒为逃避工地劳动的辛苦，杜撰一篇二三百字的小评论，并且擅自填充进版面，总会博得几声喝彩。同宿舍里，有一位面色黢黑的长者比我先来，他整天不语做沉思状，时而掏出一个小本在上面不知记下点什么。我开始不知他为何人，后来听说，他就是县里的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的“老右”，叫郝湘臻，为搞创作到工地来体验生活的。
也许我当时年轻自负，凡事总爱发表意见，喋喋不休，不知怎么就逐渐得到了他的赏识。他常拉住我单独聊天，口头禅是：“啦啦，啦啦！”他还劝我离开机关到文化馆去，专业搞创作。他说：“你有生活，是块写长篇小说的料，不搞文学太可惜了！”后来水库尚未完工，我被调回原单位，他也完成了体验任务回到县城。我常到文化馆借阅图书，顺便看望他，每次见面都聊半天，话到投机处会忘记我们的年龄差别。
郝老师一直对我不从事文学耿耿于怀。他对我说：“官场没什么意思，埋没人才。搞文学吧！搞文学吧！”后来一位与他也相熟的朋友问我：“郝湘臻对你意见怎么那么大？他说你是个官迷，舍不得跳出官场，甘心沉溺在公文堆里。他还说，你不搞文学，对文学不会有多大影响，于你却是个大损失。”
在他一再诱惑下，我终于调动出一点灵感，写出了《徐局长的犹豫》。这是我的第一篇，也是我在离岗前唯一一篇短篇小说。成稿后，我送给郝老师讨教，他退回来时就附着手书的那两页稿纸，上面写了300多字，内容如下：

（一）作者的意图在作品中体现不出来，“决心改革，冲破今天社会上的恶势力”，这样的人物要有大量的行为、内心思想、特殊情节来塑造，实际是整篇作品主要文字围绕于此。但是，本篇中却太少了，转移了。
（二）现有篇章最生动最成功的人物是春霞母走后门的描写，相当感人（这说明作者的体验的实际），这就是创作的规律。但是，目前看春霞母的形象不能体现更深刻的东西，重大、深刻、普遍、动人……但无新意，这就是表象，是多数作品的通病。
（三）要想加工的话，应从春霞母身上挖（因为有形象基础，局长苍白，难度大）。问题是：怎样提炼、挖掘？从哪里出新？这不是别人能代替的，教也不行，靠自己体验。仅提线索，以开思路：
1.局长公事公办，安排春霞，但霞母还要送礼（吓怕了，变形了），弄得局长啼笑皆非。这是民族的创伤，是生活中的一股暗流。
2.不就工了，不送礼了，今天政策开放，靠手艺吃饭，炸油条也行嘛！这是我国社会人们心理、生活中滋长着的东西，是时代形象，有新意，但变动较大，恐难改好。

不难看出，郝老师对我是很失望的，这篇小说在他这里被判了死刑。虽然我对他的批语非全部赞同，甚至感觉他对我的意图未完全理解，但是，他使我认清了自己不是搞文学的料，于是安心写公文，于是一辈子没出息。
郝湘臻老师早已作古。他逝世时，我已离开临朐县多年，得到消息已过后很久，自然免不了一番唏嘘。
我成长于一个被迫荒废学业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有许多先辈曾给予我鼓励和指引，使我成为今天的我，郝湘臻老师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虽然我对自己的成长并不满意，感觉自己太没出息，没有体现出人生价值，但是如果没有他们，我连现在的样子也没有。
把这篇旧稿敲进电脑，发表于网络，既是为纪念已故的郝湘臻老师，也是为怀念自己的过去。至于那些陈旧的文字，只是一个寄托念想的载体而已，其本身并不重要。为保存原貌，稿件未作任何修改。
如果说，这篇旧稿在今天读来还有点收获，那就是我从里面看到，当时的腐败和反腐败，是无法与现在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