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一首歌曲的旋律中知道“起調畢曲”決定了一首歌曲的調性和調式,即宮調。相對於宋詞而言,一首詞的“起調畢曲”的音高就決定了某個詞牌子的宮調。現在我們看到《欽定詞譜》所注某個詞牌子的宮調,就是依據例詞起調畢曲的音高決定的。也就是說依句填詞,不單單是按照平仄譜填入內容就可以稱之為詞了,還必須使文字旋律符合個詞牌子所注宮調的要求。也就是起調這一韻拍的前幾個字必須組成一個三音小組,符合調性要求,即起調音高和調式基本旋律的穩定音級都要符合所注宮調要求;(除特殊犯調詞外)畢曲,即文詞結束一拍的腔韻音高落調須在規定的律呂位置,即結束在調式主音上。不能在規定的位置結束,則必須是基本旋律的一個穩定音或上方純四度音。這些嚴格要求是對詞牌子起調畢曲的規範。 但是具體而言不同樂律存在不同的行腔方法,如何從文詞判定用哪一種樂律分析它的起調畢曲呢?這就要認真追溯一個詞調演變發展的歷史。如果對一個詞牌子的歷史無法追溯;對首次創調詞人生活的經歷和詞學主張也無法考證,唯一的辦法就是在起調畢曲上用三種樂律行腔方法作一一分析。古軍生在《音樂調式分析引論》p7中說歌曲:“穩定音級運用占主導地位,一般出現在樂曲的句頭、重要節拍、長音等重要位置,其他音級都是圍繞穩定音級而運動的。”那一種符合所注宮調要求,這首詞便是依據那一種樂律形成的詞調。沒有注釋宮調的詞牌子,填詞創作時,就可以不必特別考慮如何起調畢曲了。 首先應該清楚《欽定詞譜》平仄譜中,所注可平可仄處並非可以任意運用,如蘇軾《沁園春》起句在《欽定詞譜》中: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 ⊙◎○○ ◎◎⊙⊙ ◎◎◎○ --《欽定詞譜》雖標明:“野店雞號”四個字和“旅枕夢殘”前三個字平仄可自由選擇,但是《欽定詞譜》還注有一點是不能忽略的:“《金詞》注:般涉调。《蔣氏十三調》注:中吕调。” 這就是說其調性在北宋(金沿用北宋律)相當今律1=F,《蔣氏十三調》指南曲。《金詞》所注這是元代相對於北曲而言的律音系統,南曲承繼南宋律相當於今律一樣是1=F下的羽調式,所以對今律而言《金詞》和《蔣氏十三調》兩個注釋的內容實際起調音高都是一樣的。《廣韻》聲系,1=F時,陰平=4,陽平=6,陰上=3,陽上=陰去=2,陽去=1。這樣起拍要形成羽調,必須有6、3作穩定音。如是羽小調當然要有6、1、3為穩定音,這就是起調為甚蘇軾要用“館(陰上)=3”,因為這是大、小調必須具備的一個穩定音,“旅(陽上)枕(陰上)夢(陽去)殘(陽平)”這四個字是形成羽小調三音小組(穩定音級)的關鍵。如果都用平聲那就形不成旋律了,如我見一個朋友《沁園春》起拍:“放陰去翁文才,德卿武略,蓬莱洲人”這個詞起調就形不成羽調式了,最起碼不應該:“蓬莱洲人”其中三個字是陽平,旋律曲線太過於平直,缺乏變化不利於演奏。當然,這是進入詞體內進行分析的結果。如果只依句填詞,自不必考慮這些音樂問題,正如顧隨先生說的只在:“可平可仄處下功夫”,以符合調式要求就可以了。在具備宮調的情況下再加上我總結的一句:“在腔韻上下功夫,以符合調性要求。”所以填詞不能只看《欽定詞譜》的平仄譜,還需要琢磨宮調要求。要依照宮調在可平可仄處下功夫。這是在有宮調的情況下為了更清楚作出對比,我們采用有宮調注釋的詞牌有利於作出說明而已。文詞的平仄關係直接影響主旋律的運行。對沒有宮調注釋的詞牌,我們依然需要注意這種情況,即使一個超過四字的短句全是可平可仄,也不能一味用仄聲或一味用平聲。從依句填詞角度看詞體文學,文字依然存在著旋律的起伏變化。這種變化的幅度大於對近體詩歌的要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配合音樂旋律。 其次,起調時有些詞人習慣在起句前幾個字就確定了調性,但是一般按照中國傳統音樂“曲依調行”的原則應該在首拍腔韻前兩個節奏確定調性與調式穩定音級。還有一部分詞人,如蘇軾《沁園春》和周邦彥《玲瓏四犯》在起句前兩三字中確定起調音高,在這一韻拍腔韻前兩個節奏中確立三音小組。方法雖然不同目的都是為了更完美清晰地確立起調三音列(穩定音級)。 畢曲的結束音最直接的是落調在宮調所規定煞聲上,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學強調統一的原則下,為了旋律更富於對比多變,有時會運用調式穩定音(屬音)或主旋律腔韻上方純四度的音作煞聲,這種情況不能視作尾拍對主旋律轉換了調式。 我們以王沂孫的《聲聲慢.催雪》為例,來判斷一下他的詞是如何起調畢曲的。我們從李清照的《詞論》中:“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得知《聲聲慢》這個詞牌子的一些音樂信息。李清照所言近世,便是指北宋當時提倡的禮樂用雅的時代。她所處的這個時代《聲聲慢》是用雅樂行腔的。在她之前蘇軾一派文人填《聲聲慢》如:賀鑄、晁補之等人都一直用燕樂填詞,所以她才說蘇軾一派詞人的詞都是:“句讀不葺之詩爾。”今天我們看《欽定詞譜》中《蔣氏九宮譜》注仙呂調,南宋仙呂的宮音高度大約在今律1=A與bB之間。然而王沂孫詞的文字旋律是否延續了李清照的主張,以雅樂行腔了呢?這就需要我們具體分析了。中國傳統樂理規定:仙呂調律應(落調)仲呂,煞“上”字。 王沂孫詞起調畢曲:“風幫母 東韻 陰平 聲書母 清韻 陰平 從從母 鐘韻 陽平 臾以母 虞韻 陽上,雲意商量,連朝滕定母六來母遲澄母疑疑母。…… 莫誤了,約王猷、船過剡溪溪母 齊韻 陰平。” 如依雅樂行腔:“風羽清 聲 商次清次 從 商濁 臾 宮次濁 ” 6 2 2 1|顯然形成的是商調式的一個三音小組,煞聲“溪角次清”字落調在黃鐘,煞“六”字,雖不是仙呂調的煞聲,卻是“上”字的上方純五度音,又是羽調式的一個穩定音,那麽我們從首拍腔韻前兩拍做個分析看看是否屬於羽調的穩定音級:“滕徵濁 六 徵商 遲 次商濁 疑角次濁”形成5 5 2 2 3|顯然是以5、2為穩定音的窄徵三音小組,“溪”字也不是徵調的煞聲,所以我們可以斷定王沂孫這首詞不是依雅樂行腔的歌詞,與《欽定詞譜》要求不符。 如依清商樂行腔:“風宮 聲徵商 從宮羽 臾羽徵”形成1 52 1665 |形成以2、5、6為穩定音的商調三音小組,煞聲“溪徵商”落調在無射煞“凡”字,是林鐘商,也與蔣氏所注宮調也不符。 如依燕樂行腔起調:“風陰平 聲陰平 從陽平 臾陽上……溪陰平。” 依南宋樂律,當1=bB=夷則時, 漢語四聲陰陽的音高: 陰平=1;陰上=7;陰去=6;陰入=1 0 ——中入=6 0 陽平=3;陽上=6;陽去=4;陽入=4 0 起調“風、聲、從、臾”形成1 1 3 6ê羽小調式三音小組,以“6、1、3”為穩定音,煞聲是“溪”字以屬音落在夷則,雖是仙呂均的羽調式--仙呂調,卻是羽小調式的歌辭。通過對三種樂律起調畢曲的文字分析,雖然《欽定詞譜》《詞律》《碎金詞譜》都未舉王沂孫這首詞為例詞,我們可以確定王沂孫的詞是以燕樂“依字行腔”的歌詞,並符合《欽定詞譜》注釋的仙呂調的起調畢曲要求。 王沂孫《聲聲慢》是依燕樂行腔的歌詞,那麽我們在填王沂孫這個類型的《聲聲慢》時,在可平可仄處就應盡量運用兩個平聲和陽上聲,形成羽調式文字旋律。 這裡存在一個疑惑:“不是李清照在《詞論》中已經強調《聲聲慢》用雅樂填詞嗎?”這源於北宋末年,徽宗明堂頒旨,將宋代一直沿用的雅樂左旋樂律改為燕樂右旋樂律。因此後人填此詞,如辛棄疾繼承李清照的聲韻主張,用雅樂填這個詞調。而王沂孫迎和了當時的社會風氣,就用燕樂填這個詞調。這是詞人對音樂樂律理解不同和長期運用形成的習慣造成的差異。 詞學界一般都錯誤認為,宋代只有李清照在她的《詞論》裏提出過四聲陰陽之說,宋代其他詞人填詞是不講四聲陰陽的,直至清初王鵕撰《音韻輯要》,才始將上、去、入三声各分陰陽,合而為八音,確立了四聲陰陽。其實不然,法國人馬伯樂在《唐代長安方言考》中已經證明長安八音存在的客觀事實了。宋代四聲陰陽是口語中自然存在的現象,詞家本認為不須多講,認真研究過《古今韻會》和《等韻學》就應明白,宋代河洛方言將漢語四聲劃分的更為細緻。潮州、廈門部分方言甚至今天上聲仍然分陰、中、陽,粵方言依然完整地保留了入聲陰、中、陽三調,但是吳方言大部分地區如蘇、杭在南宋中晚期已經失去了陽上聲,遇到陽上讀作去聲,所以沈義父在《樂府指謎》中特別地指出:“上聲字最不可用去聲字替,不可以上去入,並道是側聲便用得,更需調停參訂用之。”我曾經在《倚聲探源.總論》中標注過“粵語九個聲調四聲陰陽的音高”,大家可以看到前文我們分析王沂孫詞時:上聲也分陰陽,並且音高各不相同。陽上與陰去音高相同又是可互相替代的。沈義父是說吳方言的人,吳方言(蘇、杭地區)中無陽上字,遇到陽上俱讀為陽去,而陰上調高獨用,所以沈義父說上聲字不能用去聲替代。可見宋代也是一直講四聲陰陽的,更講究在等音高時,入聲可代平聲字,這一點在分析《聲聲慢》首拍一句時已經看得很明顯。“依字四聲陰陽,以燕樂行腔”本是個很簡單的問題,但是吳方言四聲八調失其一,加之行腔時須先定一個宮音的高度為標準音,相對在1=C時四聲的高度,要使所擇宮調隨之向“右旋”後才能找到宮音所配四聲陰陽各聲調樂音的高度,成爲一個腔調的大致可使用的音域範圍,這對完全不懂音樂的文人以“之”調協律填詞就成了一個難題。今天填《聲聲慢》無論怎樣行腔,對於現在的讀書人而言,“依字行腔”都是難題了,因為普通話的聲母與河洛通語的三十六聲母也完全不同了,且普通話的聲母的清濁與長安八音相去更遠,要完全弄明白這其中的變化,這須認真學習《廣韻聲系》才能尋到源頭。我們分析:“依樂填詞”與“依句填詞”的區別,總結一些規律的目的就是為了方便現代讀書人在不懂音樂、不懂聲韻學的情況下,如何運用吳、粵、閩其中一種方言,找到一個捷徑,把詞填得能夠符合每一個詞牌子對文字旋律的要求。 學填詞如何在熟悉平仄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將文辭與詞樂聯繫在一起,學會運用宮調填詞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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