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乱象琵琶弹（1---14）

老镜

<div><strong><font style="FONT-SIZE: 16px">诗歌乱象琵琶弹（1---14）</font></strong></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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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官方民间的诗歌争论形成了拉锯战，官的值得怀疑，民的也值得怀疑，不是立场的问题，而是官与民的本位思想决定了他的狭隘心胸。写作终究属于个体的行为，体制解决不了内在的东西，只能化解外在的矛盾，身为官或者身为民不重要，为什么有些人一而再提出这个立场，这是画地为牢，也极有可能心存不轨。</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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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2、诗歌在物质层面的艰难形成了最突出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疏导，政府的积极参与意识没有得到强化，民间力量的介入没有得到重视和尊重。目前，诗歌实体的发展日渐形成小规模模式化推进的态势，这种小范围的改革路线局限性很大，而且延续了早期诗歌实体的错误思想，以另外一种面孔稍加包装就把负担强加在诗歌和诗人的内部，以突围之名，行站山为王之实，而从者就是那帮无知的愚忠的诗爱者。</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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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3、诗人的名号成了随便分发的圣诞礼品，诗人的身份遭遇前所未有的值疑，诗人的创作遭遇冷漠。千年一叹，可叹息者不是怀抱赎罪的心态，而是充满抱恨，满目里都是灰暗和沧桑。一个放不下俗世的和尚不是真和尚，一个放弃了生活原始冲动的诗人，一个不珍爱生命的诗人，不是地道的诗人。一个诗人封闭了精神世界与外界的沟通，或者在自我的舞台上作秀，他是写不出好作品的，得不到承认也是想当然的。</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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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4、不要以民间的名义对抗官方，也不要以官方的手势颐指气使，谬斯之子，当做生活最忠实的记录者，如此，你在书写的时候，心里将被厚厚的一层阳光覆盖，在你忧伤的时候，你会感恩生活给你留下梦想的空间。诗性的生活，比诗歌更加重要。</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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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5、诗人塑造个性很重要，在创作和生活的夹缝里保持健全的人格更加重要。这个世界最后一滴眼泪，一定出自一个善良诗人的怀柔之心。抱定生活，丢弃那些恶意，忘记那些错觉，努力改造灵魂，诗歌必有希望。</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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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6、因为热爱生命，所以热爱诗歌。这个逻辑现在已被颠覆，诗歌高高在上，生命在物质的旋涡里沦陷，进而被一双无形的手压迫。真的是悲哀。“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当艾青把对生命之爱嫁接到祖国和土地这两个清晰的概念上，他的作品获得的持久生命力，难道不是对二者关系最好的阐释吗？！</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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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7、一群诗人，毫无廉耻地漫骂叫嚣，并且以诗歌的方式临街叫卖，当衡山的山头狼烟四起，当敌我双方都磨刀霍霍向猪羊，我已经分不明白，猪和羊的区别在哪里，哪一边是我的敌人，哪一边是我的战友。</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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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8、鲁迅文学奖遭遇严重质疑，从程序到评审团队的名单，到作品的公开，最近甚至有人在网上暴料了有可能获奖的部分参评作者的身份和写作水准，于是招来诗歌界的强烈痛斥，这个长期以来被称为“中国的诺贝尔奖”的神圣奖项还能否保证其内在的公正性、透明性？！民间诗歌奖项相对来说引起的关注就小，其操作程序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认真比较一下，不管是官方设立的，还是民间发起的诗歌奖项，在当下的诗歌乱象中，，都显得微弱，经不起专业的考核。有些民间诗歌奖项的成立，从本质上说，也仅仅为了满足个别有资本的诗人强出风头的虚荣心，有些诗人一方面发出批判官方诗歌的信号，一方面积极介入官方的地盘，利用官方的影响，盘踞民间的阵营，他们的小算盘昭然若揭。对鲁迅文学奖的批评声音之盛，同样显示出诗人对诗歌的期待，期待优秀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期待诗歌界保留最后一片净土。</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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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9、在我收到的民间诗歌刊物中间，《赶路》算是做得最好的一本，版本大气，选稿相对突出了文本自身。赶路诗群勇于担当，勇于承认和面对，他们在选稿时的慎重和用心从其操作的流程里可见一斑，往往一首诗歌由几个编委投票选出，而且要求选编者编注意见，这就强调了文本而排除了编者个人情感的干扰，做到了对文本的基本尊重。如此的体制，就使得好的作品容易拿到进门的许可证，劣质的作品淘汰出局的可能性增大。《赶路》做的“御鼎诗歌奖”也成了一面旗帜，我不太清楚他们如何规范操作的，但是选出的几个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的确经受住了检验。希望《赶路》以“在路上”的姿态走得更远。</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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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0、诗歌，只是诗人的梦；从事诗歌创作的人，只是在用这种特殊的形式延续梦的存在。诗人注定清贫，你可以感叹，但改变不了什么。赵福治先生有句话说得好：苦守清贫，苦守诗歌，以赤子之之梦，与诗歌一生相托。人有七情六欲，你有他念，想腾达，欲发迹，都无可厚非，但，若想借助诗歌达成这些俗愿，你的道路就选择错误了。在诗路上攀爬行进者，需得有苦行僧的心理准备。诗人们，接受这个现实吧。</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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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1、的确被雪马的作品《我的祖国》感动，后，雪马“跳海自杀，以抗议日本非法逮捕中国渔船船长”的行为艺术弱化了我的感动。这个行为艺术极为粗俗，不由得不叫人怀疑雪马的动机。果真如雪马所言，他要行抗议之举，那么这个行为艺术又如何达到抗议的效果呢？！这个行为艺术的最终结论只能是：日本人笑掉大牙，中国人丢尽脸面。雪马先生用这种艺术形式表达爱国情深是极其迂腐和做作的，他的表演显示出其作品与诗人精神的双重分裂。我想提醒这位爱国诗人，你是诗人，未必用这种拙劣的形式表现你诗人的身份，你爱国，未必用这种软弱的行为去证实你中国国民的形象。</div></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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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2、政治体制对文学的束缚是明显的，但文学的发展对政治实际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诗歌在这中间的贡献是巨大的，历来如此。现实主义诗歌应该再加大步幅，写作者应该强化诗歌为现实服务的意识，而不要一味沉浸在个人的小情趣里。写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直接限制着他创作的深度和高度，站高一点，才能望远一点，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宽阔。</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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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3、诗歌的艰难不仅反映社会大众对物质和精神的叛逆姿态，也反映出诗人自身的颓废和没落，你不能包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你不能降低诗歌作品包容的底线，你不能吸取生活的新鲜元素和进步的理念，你的作品就不能适应社会的广泛需求，更加不能带动诗歌发展的潮流。社会的多元，需要创作意识的不断更新，诗歌需要出粗取精，需要创新和改革。时下诗歌的千变万化让不少诗者大不适应，甚至反感厌恶，这恰恰体现了创作者理性认识的不足，体现出创作者的浮躁和守旧。</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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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14、民刊的涌现是诗歌的幸事，民刊的地位和前途却不容乐观，这是广大诗人和诗刊实践者担心的事情。和一位诗歌民刊主编交流，她的主张很让我欣赏，她说，首先作为民刊的实践者，一个编辑团队，在你着手做刊物之前需要搞明白做刊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你做刊物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无做下去的资本和信心。她解释说，出发点是指，刊物出版是为了实现纯粹的交流之便，还是为了扬名，还是为了做事业。她还说，如果仅仅为了交流，倾一己之力或者利用个人的影响拉动诗歌界的力量做都是不足取的，因为对于一般的诗人来说，这种坚持缺乏持续发展的惯性和支点，缺少保障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她看来，把诗歌刊物作为事业发展也是风险多于希望，因为诗歌这个特殊的产品不具备市场的明朗前景，贪图刊物这个载体的前景是热情可佳理性不足的表现。从南方几个省市的经验来看，那里的诗歌刊物相对做得出色些，那边的诗刊实践者相对思想解放，勇于承认官方，勇于面对市场，而且掌握了诗歌市场的基本规则，他们把诗歌活动，诗歌刊物，诗歌创作，和诗人几个有关联的产业捆绑，做一条龙的发展。他们对地方资源、品牌资源的利用是最明智的选择，他们拥有成熟的经营理念，对市场不避讳，这些是目前诗刊实践者们可以吸收的经验。</div></div>

朱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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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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