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毛泽东

参考消息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习俗，是对政治对手毫不留情的追杀，那怕入地遁逃、流亡天涯，掘地三尺也要寻找到你，直至斩草除根，以绝后患。有时对手足、骨肉之情亦不能幸免。所以也有人出于仗义为保护皇族一丝血脉，不惜铤而走险，甘冒巢倾卵破之代价，为的是这些人有一天能血洗冤仇，重整社稷。这样，政治人物之间反反复复的残杀，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憨厚的族群，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仇人、宿敌也会以诚相待，特别是对于弱者的同情，天地鲜有。远的不说，只从上个世纪日本侵略中国讲开来：他们养育了多少战争孤儿，他们宽恕了多少日本战犯，他们忍受了欺凌与侮辱却放弃了巨额战争赔偿。即使在战后，他们容忍日本文部省更改教科书、容忍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容忍自卫队侵占钓鱼岛，等等等等。但是，一旦涉及到国内政治利益、国家政权就大开杀戒，疯狂地屠戮，有理由与毫无理由地残杀，有时连杀人者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
       马克思说，印度没有历史。而我们虽有史籍，但在国人的思维中也是没有历史的。我们那些读不完、讲不尽的史书其实都是用来在别人面前炫耀的。炫耀完就金簪入柜，万事大吉。印度没有历史却有信仰，他们的许多宗教节日是禁食的，一天到晚不吃饭想些什么呢？当然是信仰，若无信仰，恐怕早耐不住饥饿吃饭去了。与印度正好相反，我们的节日是大吃大喝，人吃饱喝足了，还有多大的兴趣研究历史、反思历史呢！
       发生在公元1644年的张献忠屠川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例证。四川十室九空死亡无数。清刚刚建立十年（1653），顺治皇帝积极推行鼓励移民入川政策，经过“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四川的人口、经济才得到初步恢复发展。接着，1856年9月，天京城外秦淮河通往长江的出口被染成血色，接着有很多被捆绑着的太平军的尸体漂浮而来，数不胜数，惨不忍睹。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天京之变”。这次事变导致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被杀，另有二万将士丧生。在这场严重内讧过程中还有许多令人咋舌的事发生。譬如韦昌辉天天杀人泄愤，杨秀清被满门抄斩，连怀孕的王妃也难逃一死。而石达开被清廷凌迟处死，其一个五岁一个出生数日的二个儿子先被清廷收养，满十八岁再凌迟处死。从这二件例证，我们可以看到，互相残杀并非来自战争双方，张献忠屠戮的是普通百姓，韦昌辉残杀的是亲如兄弟的将军士兵，如此杀戮，实属罕见，更不能令人理解！
       在文学作品中，也有这种倾向的描写。《水浒》里的李逵，每次参战都会乱砍乱杀。他杀的对象，不仅仅是官员、兵士，更有诸多观看热闹黎民百姓，多少无辜者惨死在他的利斧之下。李逵这个人物，代表了中国底层民众的一种盲目思维，在长期受到情绪压抑、权利剥夺的无可奈何之际，一旦遇到发泄的机会就会分不清是非、辨不清方向，淡漠了感情，扭曲了人性。肆意发挥权力，过度挥霍快感，变相扩张自由，把刚刚得到的一丝民主变本加厉地、毫无顾忌地、偏激狭隘地、自作主张地挥洒出来。结果呢？事与愿违，一种不平的释放造就了另一种更大不平，一种苦难的解脱造就了另一种更深层次的苦难。如此循环，又构成中国历史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在解放后一次涉及秦始皇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表态，我们杀的人比秦始皇还要多！由此可见，每天都有无数人倒下的领袖眼里，战争是一种残酷的游戏！其实，轻易发动战争与在和平年代不顾百姓疾苦得的是同样一种疾病，犯的是同样一种罪恶。毛也许早就反省了，所以在建国以后，对一些罪大恶极者采取了宽容、赦免的方法，从心理上战胜对方，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对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可靠的经验教训、翔实的历史资料。
       溥仪就是一个极好典型。在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必杀之而后快的人物，况且，溥仪投敌卖国，寡廉鲜耻，死有余辜。但就是这样一个末代皇帝、日本傀儡，在毛泽东的时代被改造成为一个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也是毛为子孙后代树立的一杆标志性旗帜！如果中国要废除死刑，请以此始。把所有死刑犯都改造成溥仪那样不仅他自己心服口服令大家也心服口服的正常人，废除死刑便是天下第一善事。
       其次是台湾问题。毛泽东敢于在朝鲜战场上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并以和平谈判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却没有去打台湾，给蒋介石留下一个弹丸之地得以苟延残喘。几十年过去了，台湾走上了民主发展之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中国大陆却还在积重难返的路途上蹒跚前行。如今台湾的总统竞选如火如荼，大陆的贪官污吏遍地开花，有人说中国明智未开不适合民选，但台湾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天塌下来，这说明什么？不久的将来，是大陆影响台湾还是台湾影响大陆，是大陆解放台湾还是台湾构架大陆还真说不来呢！不过，无论谁影响谁，谁改变谁，我们都应当理性对待，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覆盖与纠正，不能站在大陆的立场反对台湾的影响也不能站在台湾的立场反对来自大陆的架构。
       毛泽东对反对派也没有赶尽杀绝，在大批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后，还留有邓小平这个伏笔。邓是文革最大最坚定的反对者。他上台后搞改革开放，把土地分给农民，解决了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全国上下一片欢腾。但至此以后，邓再没有什么建树，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无法得到进一步治理，貌似繁荣昌盛的背后却有着解不开的谜团。除了文革还有木有其它办法解决中国的官吏体制之弊端，邓没有，邓以后的其他人也没有，这一个没有衔接的制度不要紧，把一个执政党的公信力毁了，没有了公信力，没有了人民大众的支持，执政党就成为纸老虎，犹如卡扎菲，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散了倒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执政党的立场出发，在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与得力措施之前，文革的存在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而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反面印证了文革存在的合理性，不过是需要在广度与深度进行有效的把握而已。
       毛以后中国的脚印印证了他老人家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理想式的治理发展中国的模式成为人们永久的回忆，成为历史的一页记录。他领导的革命在牺牲了无数的生命以后，我们现在倒回来看，这些牺牲的劳苦大众，真是冤莫大焉！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东西仅仅维持了不长的几十年就改变走向，改变了性质，当以后再有人以这样那样的动机、口号来鼓动我们的后代时，他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做出何种选择！

海风

笔锋犀利，见解独到！